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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把握和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高超史料剪裁本领。 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时间和空间跨度巨大，史料汗牛充栋，问题多如牛毛，如何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恰当剪裁，如何抓住主要问题进行论述，就成为通史编纂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这要求史家具备渊博的知识、高明的史识、宏观的把握能力和高超的史料剪裁本领。对此，吕思勉不仅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说：“全书区区三十余万言，于历史上的重要事实，自然不能完具。但其详略之间，颇有斟酌。大抵众所共知之事从略，不甚经见之事较详，有关特别考证之处最详。”[5]序例史料的剪裁和史实的拣择是由其编纂主旨统领的，他在进行史料爬梳和问题提炼时立足于反映中国历史演进大势和社会整体情状，拣出每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史事和最能反映社会情形的问题加以论述，而且做到详略有度。因而，他能挖掘出被别人忽视的问题而加以详细地考证论述，比如他揭示出外戚势力是汉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以门阀势力的兴废作为南北朝到唐朝之间的重要变迁之一，等等。他时刻注意编纂通史与专门史的区别，只作大略概述，而不做详尽分析，比如，他在记述战国以前学术变迁时明确指出：“以上所论，战国以前学术界的大略情形，可以窥见了。至于详论他的分歧变迁、是非得失，这是专门研究学术史的事，不是普通历史里讲的尽的，所以只好略而不具。”[5]162 此外，他亦特别重视对民族、疆域和中外关系的记载和论述。比如，他强调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故而不仅考究汉族的由来，而且对上古时期的獯粥、东胡、貉、氐羌、粤、濮等族都进行了描述，对于每个时期与当时王朝发生关联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藏族等都予以记载。同时，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同样称“朝”，设置独立的章节叙述辽、金等的兴亡，而且论述这一时期的典章制度和社会情形时命名为“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会”，将少数民族政权放到与汉族政权同等的地位加以论述，不仅是一种体例的创新，更是其深邃眼光和高明见识的反映。同时，他也相当重视对古代疆域和中外关系的探讨，如设置“古代的疆域”、“唐朝和朝鲜日本的关系”、“从魏晋到唐中国和南洋的关系”等诸多章节，不再一一繁举。这不仅是其编纂主旨和治学旨趣的体现，而且与其学术经历亦颇有关联。其曾回忆说：“当中日战时，我已读过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并翻阅过魏默深的《海国图志》……是年，始得邹沅帆的《五洲列国图》，读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蔡尔康所译《泰西新史揽要》，及王韬的《普法战纪》；黄公度的《日本国志》则读而未完，是为我略知世界史之始。”[12]407-408“年二十一岁，同邑屠敬山(寄)先生在读书阅报社讲元史，我亦曾往听，先生为元史专家，考据极精细，我后来好谈民族问题，导源于此。”[12]410这正是其具备世界眼光和重视民族、疆域问题的学术思想源头。 二、《吕著中国通史》：通史编纂的全新尝试 《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继《白话本国史》之后又一部通史著作，成书于1939年，分上下两册，由上海开明书店分别于1940年、1944年出版，其间由于战争原因间隔了4年。这部书是他在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时，为大学编写的教本。通史的编纂是非常不容易的，吕思勉却以一人之力完成两部中国通史，第二部更是在抗战期间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完成，其用力之勤由此可见一斑。顾颉刚亦给予高度评价：“吕先生近著尚有《中国通史》二册，其体裁很是别致，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4]77这部通史相较前部从体裁体例到内容都取得不小的突破，是对通史编纂的一次全新尝试，其特点和成就最显著者有三： (一)汲取传统历史编纂营养，极富创造性地进行史书体裁的革新。 中国传统史学孕育创造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典志体等丰富多样的体裁，为史书的编纂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步入20世纪以后，由西方传入的章节体以其贯通性、结构灵活性和叙事完整性逐渐成为最普遍、最流行的体裁。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亦是采用这一体裁，以时代为序，以事件设章立节，先叙历史大事，次及典章制度、宗教文化等，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通史之一。当大多数史家无一例外地采用章节体编纂史书时，吕思勉却又在汲取前人编纂营养的基础上，大胆地进行了史书体裁的革新和尝试。《吕著中国通史》以上下两册的形式将中国历史分成两大板块，上册以专题形式分述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和学术宗教等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上册18章，下册36章，章下不设节。这一体裁的创新之处在于其吸收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的优点而成功糅合于一体，以贯彻和体现著者力求反映历史的通贯性和社会的整体性的编纂思想，使读者既能对婚姻、族制、官制、兵制、学术等社会文化现象有一个全面而又贯通的了解，从而对中国社会形成整体认识，又能通过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 他之所以创造这种新式体裁，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1938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最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必修科目，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吕思勉认为当时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而又长期从事历史教育和研究的学者，他敏锐地指出当时“从中学到大学，永远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将各时代的事情，复述一遍，虽然详略不同，而看法失之单纯，亦难于引起兴趣”，所以他“变换一个方法，上册先依文化的项目，把历代的情形，加以叙述”，下册则“依据时代，略述历代的盛衰”，如此，读者在读下册时，“对于历代的社会状况，先已略有所知，则涉及时措辞可以从略，不至有头绪纷繁之苦；而于历代盛衰的原因，亦更易于明瞭了”[13]299。事实上，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板块的创造灵感，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马端临的启发。《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理乱兴亡和典章经制两大类，吕氏认为，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只是他又指出：“史实确乎不外这两大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13]绪论因此，其通史著作从内容上讲已经远远超出马氏所论范围，但两大板块的灵感确导源于此。而且，早在编写《白话本国史》时他就指出，纪传体中的纪、传是记载前一类事实，志是记载后一类事实；而“编年体最便于‘通览一时代的大势’；纪事本末体，最便于‘钩稽一事的始末’；典章制度一类的事实，尤贵乎‘观其会通’”[5]绪论。所以，他的独创体裁是在充分吸收传统体裁优点，依其编纂主旨加以糅合创造而成的。其目的是要反映历史演进大势和社会情状，因而他没有采取纪传的形式，而是将关键历史人物的事迹融合于历史大势的叙述中，而继承发挥纪事本末体的优势；同时，他又注意吸收编年体的通贯优点以克服纪事之间互不统属的弊端；再继承并发展典志体的特点以记载叙述各种文化现象的变迁。③因此，他的这一体裁既有极强的通贯性，又有包举社会文化诸端的广阔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