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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史编纂经验在断代史中的成功运用 除以上两部中国通史外，吕思勉还编撰了《先秦史》(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和《隋唐五代史》(1959年)四部断代史，而且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经做了史料的摘录，可惜未能完稿，实为史学界一大遗憾。其断代史编纂充分吸收通史编纂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而加以成功运用，而且在编纂之初就有宏伟的规划，即以断代史的形式来完成一部大通史，因而造端宏大，成就斐然。以编纂特点而言，几部断代史颇为相似，兹以《先秦史》和《秦汉史》为主加以分析。 首先，吸收通史编纂经验以构建周严完备的断代史编纂体例。 其断代史体裁体例实际上是糅合两部通史的优点而成，即在继承两大板块特点的基础上采用章节体以使体例更加完备。他在编纂断代史时依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纪事形式叙述政治兴衰，下编则分述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等，只是相较《吕著中国通史》以事和专题立章而章下无节的简略而言，断代史又重新采用了结构灵活而又容量丰富的章节体，因而不仅体例完备，而且内容翔实，从而成为编纂断代史较为完备的体裁体例。同时，他在每部断代史中都设置总论一章，以为全书统领。比如，其《先秦史》总论首言“史也者，所以求明乎社会之所以然”的宗旨，继而指出史家多以划分历史时段来阐明史事，虽各有划分之法而皆以周以前为一期，是因为“封建易为郡县，实为史事一大界”[18]1；而且总论之下又设三章言古史材料、民族原始和古史年代，皆有总论性质。《秦汉史》总论言分期问题而《隋唐史》总论则比较隋唐与汉晋之不同。同时，在其文中常见诸如“古代士大夫，亲族之聚居者较多，农民则五口八口之家而已，已见《先秦史》第十一章第二节”等此类指示性方法，由此亦可见其实以通史眼光编纂断代史。这种编纂体例看似简单，实则非常不易，因为断代史和通史的编纂要求不同，它对内容的详尽有更高的要求。以政治发展而言，因可供参考的史料丰富尚较易写成；但经济生活、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等方面的编撰则实非易事，因传统史书多偏重政治制度的记载，而于经济状况、社会组织、人民生活等则多无所凭藉，无所因袭，需要从细琐繁复、浩瀚无边的古代典籍中钩稽爬梳，梳理其沿革的脉络线索，而从其所列章节条目和论述内容来看，虽尚不无漏略，但大体已周匝赅备。其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且征引繁富，扎实不拘，章节编排合理有度，无任性繁简和虚浮矜夸之病，足以显现出其学识的渊博、史识的通达和高超的分析综合、比较鉴别本领。 其次，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描绘断代时期的社会全貌。 通史撰写和断代史撰写有不同的编纂要求，虽然二者都要求“通贯”和“详尽”，但显然断代史对“详尽”的要求更高，因而不仅章节设置细密，而且征引广泛，内容充实，考核精详，篇幅繁多，与两部通史的简略迥然而异。比如，他在《秦汉史》中论述秦汉时期政治发展大势时分为“秦代事迹”、“秦汉兴亡”、“汉初事迹”、“汉中叶事迹”、“汉末事迹”、“新室始末”、“后汉之兴”、“后汉盛世”、“后汉衰乱”、“后汉衰亡”、“三国始末”等11章详加论述，且章下所设节最多者达16节，此详略之异仅观目录即判然可明。在反映秦汉社会情状时，不仅设置了“秦汉时社会组织”、“秦汉时社会等级”、“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秦汉时实业”、“秦汉时人民生活”、“秦汉政治制度”、“秦汉学术”、“秦汉宗教”等8章加以论述，而且根据当时社会特点对豪强、奴客门生部曲、游侠、秦汉时君臣之义和士大夫风气变迁等加以重点论述，而在秦汉人民生活一章则增添了如宫室、葬埋、交通等内容。其所记载论述的内容，已基本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秦汉时期社会的全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设置章节时已经十分清晰地分为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三个层次，此是其接受并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直观表现。此外，关于有学者指出其《先秦史》未充分应用当时学界的考古成绩问题[19]，这确是其编纂史书中运用史料所存在的问题，而且是其一贯做法，即以二十四史为主的古代典籍为主要史料来源。之所以如此，与其史料观有密切关系，他在《先秦史》第二章“古史材料”中明确指出：“据实物为史料，今人必谓其较书籍为可信。其实亦不尽然……今之所谓古物，伪者恐亦不啻居半也。即如殷墟甲骨，出土不过数十年，然其真伪已屡腾人口……古物真伪，若能据科学辨析，自最可信。然其事殊不易……惟有取其发见流传，确有可据者……今世所谓发掘，自无作伪之弊，然其事甫在萌芽，所获太少……藉资参证则可，奉为定论，则见弹而求鸮炙，见卵而求时夜矣。”[18]21此可明其为何不广泛采用考古成果。然而，这不能说明他对当时考古的成果不关注，此观“民族原始”和“古史年代”两章所征引书目可明，不再赘述。 再次，以通达的史识、深刻的分析和创新的见解赋予历史记载以巨大的震撼力。 史家若仅仅记载、描述一代史实，实未能完成历史编纂的任务，一部编纂成功的史书，应能通过分析和议论赋予历史记载以震撼力。吕思勉正是如此，喜作分析和善发议论是其史书编纂的一大特色，此由前文关于两部通史的叙述即可明白，而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学术的进步，其历史见解也在不断提高。比如，他对历史分期的命名上就有不同于以往的见解，认为“今之治国史者，其分期多用上古、中古、近世、现代等名目，私心颇不谓然。以凡诸称名，意义均贵确实，而此等名目，则其义殊为混淆也……然其分期，当自审史事而为之，并当自立名目，不必强效他人，则审矣”[18]3，因而将断代史分别命名为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较之以前脉络更为清晰、特点更为鲜明，可谓慧眼独具而成一家之言。再如，他指出中国儒术盛行自汉武帝开始，此人人皆能言之，但武帝非真知儒术之人，其“侈宫室，乐巡游，事四夷，无一不与儒家之道相背。其封禅及起明堂，则惑于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学也”，“然儒术卒以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则所谓风气既成，受其鼓动而不自知也”[20]88。以学术发展大势和时代风气评论武帝对于儒学盛行的功劳，堪称别具一格。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其在编纂断代史时经学观念已经逐渐摆脱今文倾向而贯通今古，达到科学的境界。吕思勉成长于今文经学学派文渊之乡常州，又受康梁影响，因而他虽然是新时期接受了科学观念和方法的新史学家，但早期经学观念带有较明显的今文倾向，这是学术转型的时代特点在其身上的反映。他是成长于五四时期的新式学者，受时代精神的洗礼，认为经学必将衰落，但同时认为其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而且指出以各学科方法分治经学将是学术大势所趋，所论甚为精彩： 窃谓以经学为一种学问，自此以后，必当就衰，且或并此学之名目，而亦可不立，然经为最古之书，求学问至材料于书籍上，其书自仍不能废，则治经一事，仍为今后学者所不能免，特其治之之目的，与前人不同耳。清儒治经之方法，较诸古人，既最精密；则今后之治经，亦仍不能无取于是，特当更益之以今日之科学方法耳。夫以经学为一种学科而治之，在今日诚为无谓，若如朱君之说，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则此中正饶有开拓之地也。[21]2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