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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采取这种体裁编纂中国通史，实有其现实寄托。他说：“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13]绪论其在全书最后更是鼓舞国人应有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并引梁启超所译拜伦的诗作为结尾：“马拉顿前啊！山容飘渺。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13]466一个史家的强烈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二)秉承新史学旨趣的同时逐渐服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加以熟练运用。 吕思勉是新史学的承继者和实践者，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历史演进大势和反映社会情状的编纂主旨也贯穿于其一生的史书编撰中，这部著作所采用的新式体裁实际上更鲜明地体现出这一主旨。而且，其在上册所开列的文化诸专题，实为继承梁启超的通史编纂构想，将梁氏所拟定通史目录与吕氏目录相比对，自然可明，只是吕氏目录为切合大学通史教材的实用性而更为简练。④同时，在社会生活内容上，较《白话本国史》而言，他增添了衣食、住行两章，以更好地达到新史学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要求。比如，他通过考证《诗经》、《礼记》、《孟子》等古代典籍的记载，认为“古人主要的食料有三种：(一)在较寒冷或多山林的地方，从事于猎，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二)在气候炎热、植物茂盛的地方，则食草木之实……(三)在河湖的近旁则食鱼。”又指出，“烹调方法的进步，也是食物进化中一种重要的现象。其根本，由于发明用火”[13]202-204。其重在记述古代社会衣食住行的变迁并注意分析其原因，从而使读者可对古代人民的生活状况演进有一基本的了解。 此外，他在秉承新史学旨趣的同时，学术思想也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前进，其表现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逐渐服膺。前文曾提及他很早就曾对马克思主义予以关注并已受到其影响，而在编著《吕著中国通史》时已经对此学说深为服膺，并熟练运用到观察和分析历史问题中。他曾回忆说：“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但未深究。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尔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2]440后来，他还曾在《再示荣女》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圣哉马克思，观变识终始。”[14]当然，其所谓服膺是有所偏重的，最主要表现在探讨历史因果时注重经济基础并视其为社会变迁的根本因素。他曾说：“讲学问固不宜预设成见，然亦有种重要的观念，在治此学以前，不可不先知道的，否则就茫无把握了……其中第一紧要的，是要知道史事是进化的……第二，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如此，则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15]31-32因此，在其著作中讲述经济发展的内容占有不少篇幅，同时，他又将其视为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因素。比如，他在考究中国古代族制变迁时，指出由于生产的转变，财产和权力都转入男子手中，于是社会组织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时代。而氏族的崩溃也同样是由于经济的变迁，他指出“社会组织的变化，经济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精密，人们之间交流越来越密切，私有财产也渐次而兴，“于是氏族崩溃，家庭代之而兴”，而且“数千年以来，社会的生活情形，未曾大变，所以此种组织，迄亦未曾改变”。所以，他得出结论：“族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以经济为其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经济是最广泛，和社会上个个人都有关系，而且其关系，是永远持续，无时间断的。”[13]28-31此外，他还注意运用辩证法分析中国学术的演变，此读者参阅“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一章即可自明，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三)以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和独到的学术眼光在史书编撰中广泛鉴纳多学科知识。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史学应广泛吸取社会学、地质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逻辑学、天文学等学科的成就与方法，对历史进行专题研究，以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大势[16]。作为新史学的承继者，吕思勉亦非常重视吸收鉴纳多学科知识以服务于史书的编撰。他说：“现在要想研究历史，其第一个条件，就是对于各种科学，先得要有一个常识。治史学的人，往往以为社会科学是紧要的，自然科学则不甚重要，实亦不然。有许多道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相通的。如演变的观念，若不知道生物学，就不能知道得真确。又如治历史，要追溯到先史时代，则史家对于地质学，岂能茫无所知？……所以治史学的人，对于现代的科学，都不能不略知大概。”[15]29而且，他认为史家最应该注意的是社会学、考古学、地理学和文学，其中尤以社会学最为重要。他指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社会的方面很多，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社会科学。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史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尤其是社会学。”[12]412他这部书即是借鉴了各种学科知识而以社会学为主，主要反映在其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论述中，而尤以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实业、货币、衣食住行等章为明显。而且，与当时很多人不同，他不是生搬硬套社会学理论，而是细心领会其观察视角和思想方法的优点，再通过爬梳古代典籍而反观中国事实，运用存乎一心，了无痕迹，因而往往能够得出带有真理性的认识。比如，他指出，“两个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凝。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13]76，因而中国古代文化落后的部族往往被文化先进的中原所同化，而后者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则得以保存和延续。像这样的精彩议论和分析，几乎贯穿于全书中，而且皆能以流畅简练的文字表达出来，毫无机械之感，亦可见其社会学功力的深厚，无怪乎有学者称其为“开拓中国社会史方向的先驱者”[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