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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5～12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通过了《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同时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问题。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伯达在会上作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跃进”,应该“跃进”,“跃进”的方法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6]所谓“厚今薄古”,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要放到当代现实问题上来,强调研究要为当前政治服务。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厚今”的重要内容,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随后确定的1958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里就列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研究总结”。[7]此后,国史研究正式提上日程。 首先,国史作为“厚今”的内容受到高度重视。1958年3月l8日,翦伯赞提出:“为了实现总规划中规定要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议成立一个机构,专做此事。并且使这个机构成为常设机构,专管现代史的纪录,先按年编出长编,再写成各种专著。”[8]4月28日,范文澜提出:“厚今薄古第一必须扩大和加强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9]5月,范文澜、陈垣、侯外庐、吕振羽、刘大年在《历史研究》发表了贯彻落实“厚今薄古”的文章,意在说明史学研究要重视“今”(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内容。其中,刘大年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历史研究中“厚今”的主要内容,要组织人力集中来做,也可以几个单位同时都做,先编写出一部分量较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史;同时有关单位要及时拟定出国史研究的选题计划,供研究者参考选择。[10]席泽宗等人在总结科学史研究的方针时认为,“‘厚今薄古’——应着重近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史,虽有困难,边干边学可以作到”。[11] 其次,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得以展开。1958年6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著作和专题研究计划中,属于现代史‘五四’以后的占了很大比重。为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他们已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准备在五年内写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2]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讨论科学研究工作时认为,1919-1949年的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没有人研究是一种反常现象,教研室应立即成立现代史组,大力开展现代史的研究工作。[13]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都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 再次,国史初步成果编写出版。通史类成果有: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史稿》)[14]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以下简称《提纲》)[15];大事记有: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6]、北京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资料室编的《建国十年大事记(1949～1959) 等;史料有:《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17]、《伟大的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1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19]等;研究论文和书评有:苑书义、陈慎同的《党的科学研究方针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是怎样编成的?》[20],罗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介绍》[2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一封信》[22],李荣朴的《“国史稿”是怎样编写出来的》[23],李建青的《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几个问题》[24]、《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期的一些观点问题——与胡大泽同志商榷》[25],程毅的《我对党史和“国史”编写原则的一些意见》[26],胡大泽的《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分期问题——与李建青同志商榷》[27],里凡的《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28],高澜的《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29]等。这些成果的问世说明,1958年以后国史研究出现了小“高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北京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资料室编:《建国十年大事记(1949～1959)》,1959年6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