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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理念引导下的“战后历史学”研究 科学主义理念在战后日本学界具有重大影响力，大体依循两条路径延展开来，其一是围绕“技术论”的论争；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性上的探索及实践。 近代以来，日本国内崇尚西欧的自然科学技术，尤其是二战时日本遭遇原子弹轰炸后，这种唯“技术至上”的论调达至极点。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展开的“技术论”论争即是其具体表征，诸多学者更注重从技术层面反思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大多倾向认为正是由于技术上不敌欧美，才招致战败，因此若进行战后重建势必应该积极汲取欧美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日本“技术论”的倡导者武谷三男在反思战争的得失时批判道，“技术上的羸弱却试图用牺牲国民生命加以弥补的极端事例就是神风特攻队。丝毫不谋求技术上的改良，所有的施策都以驱使牺牲人命，正是非人道的具体体现，而绝非统治者所扬言的强大之处。在积极融合了生产力、技术、合理主义的盟军面前垂死挣扎，无疑是螳臂挡车之举”。武谷三男还将原子力的解放视为科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评价其为一项划时代的伟大业绩。尽管武谷三男曾对20世纪50年代日本疾速推进的原子能实用化和产业化敲过警钟，但并未从根源上对利用原子能予以追问，这大概就是置身于战后日本思想界弥漫着“西洋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风潮中难以突破的困境。 “技术至上论”的思想也投射到日本国家战略的制定上，战后日本提出的“技术立国”口号，主要就是建立在折服和迷恋欧美近代科学先进性的基础之上。日本学界通常认为，核能技术的利用体现了欧美近代科学技术的优势，尽管曾遭受过原子弹爆炸，2011年又经历了福岛核电站的泄露危机，但有人依然痴迷于“技术至上论”而无法自拔，主要就是源自近代以来对西方科学技术理念的无限尊崇，在这种思想潮流中，很难从根源上对核能利用予以彻底批判。 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科学主义作为日本“战后历史学”的重要特征，具体表现即是学者尝试运用“世界史的基本规律”分析框架，谋求历史学的科学性，旨在发现诸如和自然科学相类似的规律性。以“历史学研究会”为代表的“战后历史学”学术群体曾指出：“本历史学研究会旨在探究构成历史发展原动力的历史上各个时期基本矛盾的存在方式，由此探寻世界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本会主要成员着力于究明世界史的发展规律和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所呈现的特殊形态。”小谷汪之认为，“战后历史学”的各种论争紧密围绕“世界史的基本规律”渐次展开，各派学说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如围绕日本古代史中的奴隶制论争、太阁检地论争等，并始终将“世界史的基本规律”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进而采取力图探明各自“国家”蕴含具体形态的方法，其学术旨趣在于，以确保历史学的科学性为前提，从而达到贯彻“科学历史学”的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