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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是武士阶层的道德律令，要求武士将“忠”“诚”“义”“勇”铭记于心，即便以血死谏，也要坚守对天皇的忠贞。日本以武立国，“一切以武断为治，无暇文字”（《日本国志》第781页）。“武士的本性充满杀伐和武力扩张倾向。”（冯天瑜：《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特质》）武士道熏染了日本的民风民气，给近代日本国民心态打上了尚武、嗜杀的底色：如戴季陶指出，“仇讨杀人”和“切腹自杀”是日本国民欣赏武士杀伐气息的表现，“许多人以为这复仇的事实是日本人最高尚的精神，是日本人最优美的性格”（《日本论》第285—286页）。周作人也警觉到，日本国民对武士的“自画自赞”无异于对侵略的认同，“这种武士道的崇拜者，他们并不很限定是哪一职业，……他的思想是通俗的侵略主义。”鲁迅甚至认为中国人“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这就是“兽性”（《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当侵略成为尚武的应有之义，“爱国”就“只限于对外打仗”，因而“对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周作人论日本》，第7页、第21页）他进一步警醒国人，日本早已把“中国看作日本的领土，他是到殖民地来作主人翁的，来对土人发挥祖传的武士道，于是把他在本国社会里不能施展的野性尽量发露”。 中国近代多位学人曾观察到，尚实进取是日本国民的一大特点，这种行为取向与觊觎他国的野心相遇，很容易导致对外侵略战争。日本人的尚实与中国人的尚虚对比鲜明。辜鸿铭认为，“如果拿现代中国和日本相比较的话，中国人只是口头饶舌，而懒得去做，日本人是口头上不怎么说，但却认真地付诸行动”（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下册，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鲁迅更是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善于“做戏”，而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鲁迅：《二心集·新的女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8页）；而郁达夫则认为，这一实一虚或许正是“中日两国一盛一衰的病源脉案”（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载《宇宙风》第25期，1936年8月）。 拿来主义是日本尚实的重要表现。如胡适指出，日本人有“善于模仿的绝大长处”，而“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胡适：《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387页）。郁达夫也认为日本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它的模仿，确实富有创造的意义的。”（《风雨茅庐——郁达夫回忆录》，第45页）而李大钊则认为，“日本无固有文明之国也，其于调和东西之文明，介绍东西之文明，吸收东西之文明，最易奏功。”（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4页）而正是在学习西方和现代文明的历程中，造成了中日两国不同的近代命运。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