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庆谈判就其政治范畴而论，是国共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政治对立，展开的若干次对抗中的一个回合。中日战争结束之际，由于美苏分别确认国民党政府的惟一合法地位，并分别决定由国民党接收日占区，为此，改变了原有的国共力量对比，从而打断了原有的国共关系调整进程。在此条件下，重庆谈判以中共收回联合政府要求作为政治基础，以交出解放区作为主题。结果，双方互有胜负。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表现为，联合政府口号在其推进过程中遭遇的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 地位并不对称。
    关键词：重庆谈判 国共关系 联合政府 参加政府
    作者简介：邓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945年8月下旬至10月上旬的国共重庆谈判，从现象上看，是一起相当显赫的历史事件 。(注：有关重庆谈判的著述早已具有相当规模。本文关于该项谈判的背景、范畴、基 础、主题与结论等方面的研究，与以往的论述均不相同。)首先，它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以国共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举行的仅有的会晤；其次，它发生在战时与战后两个历史阶段交替之际。这种人物与时间的组合，构成其所以显赫一时的足够的根据。
    那些在历史的某个非常时刻，发生在两位政治对手之间的“双雄会”，从来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着力渲染的话题。毛、蒋二人的重庆会晤，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 种文化趣味，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人们对重庆谈判的观察。胡乔木说：“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发生的头等大事，它承前启后，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注：胡 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3页。)这个关于重庆谈判历史地位的高度定位，与它的高知名度是对称的。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个论点没有疑义。
    问题的视角与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期(1944—1946)，中国政治的主题之一是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这个口号的对立面，则是国民党长期推行的一党训政制。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构成此一时期中国政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也就是说，重庆谈判首先是这一政治 对立在其运动过程期间，发生的若干次对抗之中的一个回合。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谈 判并不是国共在一个全新的政治范畴之内，举行的一次全新意义的谈判。本文所以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是要首先为观察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确立一个基本视角。
    重庆谈判又是在对日战争结束这一全新背景之下，国共根据若干全新条件，举行的一次带有若干全新成分的谈判。也就是说，它不是一次简单的重复。中日战争由国共日三 个参战方构成两国三方的战争形式，随着日方退出，原有的日占区是变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共的战后地位。从日本传出投降消息到中共决定毛泽东赴 渝谈判，大约是两周的时间，其间，国共为进占更多的日占区，在军事、政治、外交三个层面展开了空前的较量。其结果，决定了两党的力量对比，从而也决定了重庆谈判双 方的基本条件。这是观察重庆谈判政治性质的第二个视角。
    本文将通过以上两个视角，对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做一次较为具体的观察。本文将提出的问题是：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对称。
    国共关系的调整与条件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原有的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政治秩序之内建立的一种不对等的合作关系。所以采用此一方式，从根本上讲，是当时的国共力量对比在政治上的反映。这 就是说，国共政治关系能否调整以及调整的程度，取决于国共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消长的程度。
    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最后的战略进攻，此即一号作战，国民党军事力量在豫湘桂战场遭受重创。一号作战对于国共关系的影响在于，由于它极大地削弱 了国民党，从而引起国共力量对比的消长。为此，1944年9、10月间，中共先后提出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的要求。中共所以敢于提出此一口号，主要是 基于对国共力量对比的判断。周恩来这样表述：中共正规军57万，民兵220万，“几已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目”；中共建立了591个县政权，“几已达国民党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县的百分之八十二”。(注：周恩来：《如何解决》，1944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第1版。)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必然引出政治关系的平衡要求，而联合政府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反映。
    联合政府口号的对立面就是国民党执政以来所推行的一党训政制，联合政府口号将国共关系的调整提了出来，同时也将废除训政制国家政体提了出来。作为对中共此项要求 的回应，国民党的对案是允许中共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那么，“联合”与“参加” 的区别何在?毛泽东当即识破其实质。他说：“党治不动，请几个客。”(注：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0页。)
    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从形式上看两者甚为相近，而实质上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国民党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党治，即党高于政府。党与政的这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构成一党训政制国家政体。“参加政府”从形式上看，其他党派获得了几个政府席位，似乎也是一种“联合政府”，然其核心在于保留了党治，党治不动而参加政府，他党在 政府中便只能居于客人的地位，而主人仍是国民党。因此，参加政府就是“请客式政府 ”(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74页。)。相反，联合政府的核心是废除党治，只有废除党治才能废除训政制，各党派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平等。总括而论，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的区别在于：党治废除与否。这样，围绕联合政府还是参加政府，国共形成长时间政治对峙。
    国共关系的调整与反调整，最终结果并不取决于谈判，而是取决于实力。随着国民党的军事溃败，中共对目标和任务提出全新安排。1944年6月，延安召开了一个城市工作 会议，提出在对日反攻之际抢占中心城市的任务。当年11月起中共开始实施南下战略，目标直指宁沪杭。12月刘少奇指示：“华中局及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 南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宁、沪、杭三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注：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8页。四军为新四军简称。)宁沪杭是那个年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国共旧有的政治关系能否颠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谁据有这一地区。
    如果说一号作战构成了调整国共关系的第一个条件，与此同时，第二个条件也在悄然显现。此项条件在形式上与一号作战有很大的区别，它并不公开地、直接地表现出来，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仅仅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此即苏军入华参战问题。二战期间，苏联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随着战争的进程，盟国均意 识到击败德军之后，苏军必将转入东方战场对日宣战。根据地理条件，苏军参战的区域被锁定为中国东北地区。
    苏军入华之微妙在于，苏共与中共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从理论上讲，苏军到来完全可能与中共联合。正因为考虑到这将是一个极大的麻烦，因此如何制止苏军与中共发生 联系，一直是重庆高层人士考虑的问题。王世杰曾向蒋进言：在苏军参战之前，“我应预采一种办法，防止苏联届时承认中共政治组织或接济其军火，使与政府对抗”(注： 《王世杰日记》，1944年8月30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1944年10月起，赫尔利开始介入国共谈判，关于此举的目的之一，他说：“美国之意在防止苏联于加入远东战事后承认中共政府为对手。”(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21日。)也就是说，国、美两方均意识到，苏军的到来将对现行的政治秩序产生破坏作用。
    差不多同一时间，同样的话题也在中共党内出现。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部署南下的 同时，其着眼点并不仅限于南下一个方向，毛在一次会议上说：“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 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注：《彭真传 》编写组编：《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页。) 抗战以来，由于力量与地域所限，中共从未提出注意东北，所以此时提出，其着眼点也 是“苏联打日本”，即判断苏军的出兵区域是东北。注意东北就是注意苏军。
    在赫尔利的斡旋下，1945年1月下旬国共重开谈判。1月30日，王世杰、张治中向周恩来表示：倾向于召集党派会议。(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 出版社1989年版，第599页。)2月2日，王世杰与周恩来继续商谈，王记载：“对于召集若干国民党以外人员及无党无派人员，开会协商一事，彼此已大体同意。”(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2日。)当晚周报告延安：蒋介石、王世杰有可能接受党派会议 。(注：《周恩来年谱》，第600页。)而这个会议的议题包括商议结束训政和其他党派参加政府的方式，对此，“蒋先生以为可行”(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3日。) 。既然国民党同意召开这个会议，并且同意商讨结束训政，因此，国共立场较之先前已有很大的接近。
    那么，国民党的立场为何突然间松动?此刻，决定世界战后秩序的雅尔塔会议即将于2 月4日召开，2月3日毛致电周，判断：“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妥协。”(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6页。)这个判断 非常准确，雅尔塔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正是决定苏军入华参战，美蒋所以急于妥协， 正是力图在苏军到来之前解决中共问题，以防中共与苏军联合。在此背景下，毛决定静观势态，指示周中断谈判返回延安。那么，蒋对中共此一表现如何判断呢?雅尔塔会议闭幕当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5年编印，第302页。)这就是说，蒋当即明白过来，中共态度与苏联出兵有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继一号作战之后，苏军问题成为调整国共关系的第二个主要条件。由于苏军参战尚须时日，为此，国共均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以应对这个时刻的到来。
    1945年2月25日，延安致电留渝的王若飞，判断：“真正能逼蒋让步的条件，还没完全成熟：国际方面，苏联还未参战，苏、美、英还未直接干涉中国政治；国内方面，大后方民主运动还未形成公开阵线……而解放区的统一机构也还未组成。”(注：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 6页。)不难看出，中共将逼蒋让步的主要条件锁定为两点：苏军参战被列为外部条件的首位，而内部条件则主要是组建解放区统一机构，此即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简称解联。
    解联是作为对联合政府的一种政治配合，在中共内部差不多同时提出。关于解联的性质，中共中央曾有这样一个说明：“这一组织在政权上说，它将是地方性的联合政权， 不是第二中央政府，但同时，又因为国民党政府必不承认它，故又是独立性质的地方政权。”(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48页。)既然是独立性质的地方政权，其发展方向必然是第二政府，胡乔木有 一个更为明白的解释：解联就是“作为尔后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步骤”(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9页。)。
    作为对联合政府的配合，解联的主要作用还在于，如果国民党拒绝联合政府，中共便单独成立解联。1944年12月，当联合政府的谈判受阻之际，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曾通过筹 建解联的动议。基于多种考虑随即又放下。1945年2月，当国共谈判再度中断之后，中共再次将成立解联一事提上议程。
    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打出的是一面民主政治的旗帜，蒋在经过长时间思考之后，决定打出另一面民主旗帜与之抗衡，此即提前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将训政变为宪 政，从而以宪政的名义抵制联合政府。3月，蒋宣布当年11月召开国大。随后，中共亦宣布11月召开解放区代表大会，成立解联。毛说：成立解放区联合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前途就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府。(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08页。) 这就是说，解联实际上具有相当成分的“政府”的性质。
    这样，继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之后，国共对立再度升级，围绕国民大会与解放区大会形成新的对峙。而两个大会的潜在意义，实际上就是两党将同时推出两个政府。
    与中共不同，蒋并不把与中共抗衡的重点放在国大的筹备上。1945年4月底，赫尔利向 蒋进言：“使中共参加中央政府，以免苏联于某一事件发生后，借口承认中共”，并要 求此事“须于九十日内办好”。(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4月30日。)某一事件指 苏军参战，90天即3个月，也就是要求在7月底或8月初苏军参战之前解决问题。事后看，赫尔利对于苏军出兵时间的估计相当准确。然而，与通常的看法相同，赫尔利也是将苏军与中共当然地联系起来，因此他的着眼点只能局限于中共一方，主张将中共拉入政 府，从而使苏联难以承认中共。
    相反，蒋既然已经明白中共“转劣”与苏军有关，只要这个条件存在，中共便不会妥协，因此蒋把重点转入对苏谈判。蒋并不仅仅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苏联，而是认为可以 在满足苏联若干利益的前提下与之签订条约，从而将苏联这个原本被视为中共的条件，反过来，变为国民党的条件。有关中苏谈判的过程这里不再赘述。(注：详见邓野著《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总之，通过此次在莫斯科的谈判和缔约，苏方确认了国民党的惟一合法地位，并承诺将东北交国民政府接收。这样，苏军参战，这个国共关系调整与反调整的重要条件，被蒋介 石在莫斯科收入囊中。
    以上是抗战结束之前国共关系的基本状况，亦即重庆谈判基本的政治背景之一。本文 所以将重庆谈判的背景如此前移，是因为只有前移才能弄清国共对立的基本内容，才能弄清两党关系调整与反调整的基本条件，从而为观察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确立一个联系与比较的基本依据。
    两周较量与两党重庆谈判的态势
    由于原子弹这一非常规性武器尚无使用先例，因此国共均按常规战争的规律预测抗战进程，当日本在原子弹的攻击下突然投降时，国共都是缺乏足够的准备的。
    中日战争由国共日三个参战方构成两国三方的战争形式，日本退出，中国的政治格局骤然变为一国两方。问题是：在两方格局之下，原有的日占区是变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共力量对比。
    从日本投降消息传出到中共决定毛泽东赴渝谈判大约是两周时间，两周期间，国共为进占更多的日占区，在军事、政治、外交三个层面展开了空前较量。此一较量的过程， 同时也是重庆谈判邀请与应邀的过程，两个过程基本上是同步展开的。以往的研究基本限于后一过程，而不及前一过程，尤其没有将两个过程交叉起来综合比较。其实，两个 过程的交叉之间，恰恰体现了两党条件的演变。
    如前所述，中共早已部署对日反攻之际抢占中心城市的任务，现在，这一行动猛然提速。抢占中心城市主要在华东沪宁杭和华北平津两个区域展开。
    8月10日，延安指示新四军：“一、六两师及苏南、苏中担任夺取南京、上海之线。” 同时指示：“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注： 中共盱眙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514页。)8月12日，新四军命令：罗炳辉为安徽省主席，黄克诚为江苏省主席，叶飞为浙江省主席，刘长胜为上海市长(注：《赖传珠日记》，1945年8月12日，人民出版 社1987年版。赖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同时任命粟裕为南京市长(注：《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页。)。
    担任进占平津地区的是聂荣臻部。聂于8月10日命令：“立即以边区政府名义委任宋劭文兼北平市长，张苏兼天津市长，王昭任石家庄市长，刘秀峰任保定市长，朱其文任秦皇岛市长，张萝旭任张家口市长，张明远任唐山市长，刘达任大同市长。”(注：聂荣 臻关于全军区部队立即部署向大城市前进致分局电，1945年8月10日。)
    中共所以敢于放手争夺日占区中心城市，主要基于两个判断。第一，能够以直接受命于盟军的名义进兵。8月10日，朱德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 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注②。)这道命令的要点在于，将中共的行动依据直接与波茨坦宣言挂钩，以波茨坦宣言的名义绕过蒋，并以盟军的名义迫使日军向中共交防 。
    中共的第二个判断是能够与苏军取得配合。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8月9日毛说：“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当日毛致电斯大林，表示中共“将以全力配合 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17、 618页。)为此，毛于8月12日命令：“我晋冀、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及红军。”(注：《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页。)不难看出，毛的着眼点在“ 配合”。一旦与苏军配合，事实上将造成苏联承认中共的局面，“痛快”一词表明，毛对取得配合是乐观的。
    在军事行动上撇开蒋，必然涉及政治上撇开蒋。作为这种政治反映，中共一度考虑将八路军、新四军公开改称解放军。8月14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号召：“解放军的 指战员们!在这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进军中，要坚决的、大胆的、迅速进攻。”社论没有 明确宣布改称，但中共内部正在酝酿。
    八路军、新四军本为中共独立掌握，但名义上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改称解放军的酝酿，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姿态，借以表明中共的武装与国民党将不存在隶属关系。筹 建具有独立性质的解放军，与此刻正在筹建的具有独立政府性质的“解联”是统一的。
    集中代表中共政治姿态的文件，是8月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发出的一份说帖。朱德以“代表中国解放区和中国沦陷区”以及该两区2.6亿人民的身份，向三国申明：“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中共有 权参加处理日本问题的联合国会议等等。(注：《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1945年8月16日《解放日报》，第1版。)
    还在1945年4月，毛对谢伟思说：“重庆控制下地区1.9亿人口，日军占领地区1.6亿人 口，共产党地区1亿人口。”(注：《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 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38页。)这是一 个三分天下的格局。而朱德说帖则是对中国政治格局的重新划分，其核心是在日本退出 的情况下，抢先将日占区及其1.6亿人口整体划入中共名下，从而构成解放区与沦陷区2 .6亿人口，对国统区1.9亿人口，这样一个二分天下的格局。
    朱德说帖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参加联合国会议，而是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共全新的政治姿态。朱德采用了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称，这是个隶属关系含糊不清的武装力 量的称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朱德明确地没有采用八路军总司令的名称。这种几分模糊几分明确的表述，是为成立解放军做舆论准备。
    朱德说帖以解放区和沦陷区2.6亿人口的政治代表的身份提出要求，这是在向国际社会声明，中国的大半国土和大半人口已经隶属于另一个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的名称不 见公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国民党政府不能代表。这种同样是几分模糊几分明确的表述，是为成立解联做舆论准备。
    朱德说帖就是一份外交说帖。通过对政治格局重新划分，展示中共的实力，从而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治地位的承认。
    被中共在一纸说帖上整体划入名下的日占区及其1.6亿人口，有相当部分事实上并不存在。中共所以敢于如此划分，主要是基于前述两个判断。如果能够取得苏军的配合并能 够以盟军的名义迫使日军交防，那么中共划分的此一格局即使不能完全成立，大体上也可与国民党形成平局。问题在于：这两个条件到底属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日本投降消息传出后，国民党的行动同样猛然提速。8月13日，重庆政府任命熊斌为北平市长，张廷谔为天津市长，钱大钧为上海市长，南京仍为原市长马超俊。这样，国共均抢在第一时间，任命了各自的平津沪宁市长。
    在与中共争夺日占区的行动中，蒋充分利用了手中的两张牌。一张牌来自美国，8月13 日，麦克阿瑟出任远东盟军最高统帅，同日杜鲁门指示，在华日军(除东北以外)向蒋投降。而蒋的另一张牌便是8月14日签署的中苏条约。
    两张牌成为蒋介石改变国共力量对比的两个条件。从政治上讲，重庆政府的惟一合法地位得到美苏的再确认。这一点意味着，中共力争国际社会承认其政治地位的意图实际 上被否定。这样，成立联合政府或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政治条件已不复存在。从军事上讲，由于盟军规定日军向蒋交防，因此，中共此前拟定的与盟军直接挂钩从而绕过蒋， 力争日军直接向中共交防的方案已失去合法依据。而中苏条约的签署，至少在形式上切断了中共与苏军的配合。
    两张牌的实际意义在于：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广大地区及其中心城市，在理论上将整体地由日占区变为国统区。这样，中共所划分的解放区、日占区对国统区这个格局 将不可能产生，而是将产生一个相反的格局。
    行将构成的政治格局取决于国共力量对比的新变化；换句话说，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将决定国共关系的走向。蒋当然懂得个中含义，遂迅即展开对中共的政治攻势，以期将国 家秩序重新纳入掌控之中。8月14日，蒋向毛发出第一份邀请电。电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注：《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1945年8月16 日《中央日报》，第2版。)从字里行间看，蒋电基本上是些世俗套话，似乎只是个噱头 ，其实，蒋之文章全部做在电文之外。
    国共谈判是在若干问题的对立下中断的，一般说，恢复谈判必须涉及基础与条件。而蒋电在形式上表现为：将一个内容空泛，既未说谈什么，也不涉及任何基础与条件的邀 请，突然的、公开的、直接摆在从不外出的毛面前。蒋之文章就在这里。蒋十分清楚，由于盟军受降规定和中苏条约均未公布，中共此刻对于行将变动的政局尚不能准确判断，因此中共不可能接受邀请。蒋所以公开邀请，就是要引出中共公开拒绝，从而将中共公开地置于盟军的对立面。
    8月16日，毛以朱德名义复电蒋。朱电首先采取这样一种姿态表示：“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二万万六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声明和要求。” 这就是说，中共是以大半国土和大半人口的政治代表的身份与蒋对话，中共至少把自己摆在了与蒋平行的地位。接下来朱电要求：“你及你的政府与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约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的时候，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因为你及你的政 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及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注：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这等于是在蒋的面前，公开将中国的政治实体分为你我两个部分，这一点至少否定了重庆政府的惟一合法地位。
    朱电要求共6项，包括重申中共有权依据波茨坦公告参加受降，重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等等。同日，毛以本人名义复电蒋：“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也就是以答复并接受朱德要求为 谈判的先决条件。由于朱德要求实际上不可能为蒋接受，因此该电实际上是拒绝与蒋会晤。
    中共关于政治格局的划分，此前通知了美英苏三国大使，现在则直接提到蒋的面前，等于公开向蒋叫板。这一点证明，中共对于行将发生的政局变动完全未能察觉，因此， 其既定的行动继续展开。
    前述中共曾于8月10日指示进占沪宁平津，但毛很快意识到以中共自身的力量很难实施此计划。8月12日，毛“依据国共两党实力对比”，指示各中央局：“长江以南各要道 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页。)8月19日华中局上报延安：“上海我可掌握控制的力量总共有二十万人，我能掌握大部分水电工 人、邮政工人、电车工人、电话工人、铁路工人……根据目前主客观力量可以发动群众武装起义。”华中局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另一种力量对比。为此，毛于8月20日复电：“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同时指示其他分局：“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夺取 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注：《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9页。)
    不难看出，毛对夺取上海等城市，有一个提出、停止、再提出的过程。所以如此反复，主要是着眼于国共两方的力量对比，并不包括对盟军与日军动向的判断，即并未察觉 到政局行将变化。
    也就在8月20日，即毛再度决心夺取上海的同一日，蒋第二次邀毛赴渝，主要是答复朱 德所提要求。电称：“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 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并称朱电是“于盟军所规定者亦倡异议”。(注：《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定大计》，1945 年8月21日《中央日报》，第2版。)
    蒋氏此电的核心是，首次向外界披露了盟军规定这一消息，并围绕盟军将文章做足。蒋之巧妙在于：称中共要求是对盟军规定“倡异议”，将中共置于盟军的对立面，使中 共输理。同时，将国民党与盟军捆在一起，以维护与盟军的信守的名义，相当强硬而又相当在理地将中共要求一口回绝。朱德要求共6项，蒋避开其余专复受降问题。因为，盟军的受降规定一经披露，日占区的归属也就明确了。而国共力量的对比一经摆明，朱德的其他要求也就不用答复，尽在不言之中了。
    随着蒋对盟军规定的披露，毛猛然清醒过来，也就是说从8月21日起，中共的军政方针急速收缩。
    毛于8月20日指示坚决举行上海起义之后，21日急电华中局：“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必被镇压下去。”(注：《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页。)急令停止。事实上蒋早已委任上海官吏，因此停止起义的原因并不在此。先前，毛对是否夺取上海仅仅着眼于国共两方的力量对比，并未考虑日军。随着盟军规定 的出台，日军必然受命向蒋交防，在此条件下如果发生反蒋起义，必被日军镇压，这才是停止起义的真实原因。
    否决上海起义标志着中共军事方针的改变，而政治方针改变的标志，则是毛于8月22日 复蒋的第二电。电称：“从中央社二十日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 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注：《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2页。)寥寥数语涵盖了极为复杂的政治内容。首先，该电实际上收回了谈判的先决条件，变有条件为无条件谈 判。而集中体现该电政治实质的文字是，该电采用了“晋谒”一词。这是一个下对上的用词。晋谒一词的内涵是，中共收回了以大半国土和大半人口的政治代表身份与蒋平行 对话的姿态，重新将两党关系调整为上与下的关系。随着这个关系的调整，对蒋氏的称呼也由前电的“你”改称“先生”。
    8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是中共关于重庆谈判最为重要的会议。毛说：“美国不帮 助我们，赫尔利的政策胜利了，苏联为了中苏条约和国际和平，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 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向他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而不可得。”这段话实际上就是国共两周较量的结论。
    国共力量的对比取决于日占区的归属，而日占区的归属则又取决于美苏，毛比蒋晚了约10天才摸到这个底。美苏两国不帮助不仅决定了力量对比，同时也决定了国民党的惟 一合法地位。作为这个问题的结论，毛说：“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走法国道路参加政府，至此，国共长 时间以来关于联合政府还是参加政府的争论，有了一个阶段性结论。那么，这个结论意 味着什么呢?毛说：“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最大困难，现在就要实行了。” “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注：以上两段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95—398页。)这就是说，中共将面对的是一个迂回曲折走弯路的局面。
    此时周恩来为重庆谈判起草了一个方案，第一条要求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军队，此外还有参加联合国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等。对此，毛是怎样估计的呢?毛说：“现 在最现实的也是双方所力争的是第一条，即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此外，“除参加和 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一项或许有旧金山式的希望外，其余都是没有希望的。”(注：《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页。1945年中国曾组成一个包括中共代表的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旧金山会议。)
    双方力争的第一条就是中共的政权与武装，此即毛对重庆谈判主题的判断，后来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1944年9月联合政府提出以来，国共谈判的主题一直就是政权与武 装。时下，这个主题本身没有转换，只是问题的对象发生了转换，问题由国民党如何将其政权和武装改组为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转换为中共如何将其政权和武装统一于那 个国际公认的合法政府。一句话，中共变为问题的对象。尽管中共也提出了许多要求，但实际上“都是没有希望的”。
    既然中共已经内定参加政府，一切与之不相符的方针亦随之改变。8月20日，延安曾致电华中局：“请考虑新四军改称华东人民解放军是否有利。”22日，新四军决定：“改新四军为华东人民解放军。”26日延安指示：新四军名称“不改为有利”。(注：中共 中央致华中局电，1945年8月20、26日；《赖传珠日记》，1945年8月22日。)保留新四 军之名，也就是保留与国民革命军名义上的隶属关系，这一点与参加政府的方针是统一 的。
    毛在复蒋二电中不再坚持先决条件，但仍就谈判的安排提出了反建议，即周先去，毛本人是否去未肯定答复。8月23日，蒋三电毛：“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 该电的实质就是拒绝周单独赴渝。24日毛三电蒋：“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注：《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页。)明确承诺赴渝，不过仍提出一个周先毛后的行程安排。但仅隔一日，毛于25日致电魏德迈表示立即赴渝。为何忽改行程? 因为蒋已三邀，根据中国约定俗成的惯例，很难说还会有四邀了。
    把蒋毛往来各电归纳起来，蒋之三电表现为：指定毛赴渝无条件谈判；拒绝中共“倡 异议”的有条件谈判；拒绝周恩来单独赴渝谈判。毛之四电表现为：对等的有条件谈判 ；上与下不对等的无条件谈判；周先毛后的程序安排；无条件立即赴渝。整个过程蒋未做任何让步。
    这种谈判的邀请方式，在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绝无仅有。蒋所以敢于采取、敢于 坚持此一方式，关键在于他成功地争取到美苏的支持。美苏的介入主导了两个结果，从 而改变了原有的国共关系的走向。其一，决定了日占区的归属，为此，因一号作战而拉近的国共力量对比再度被拉开。其二，明确了蒋的惟一合法地位，这样，重庆政权因联合政府的挑战而一度被质疑的合法性，因国际社会的肯定而重新明确。国民党合法地位的明确，也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共对于两党关系的调整。这种政治限制实际上规定了重庆 谈判的政治基础。
    重庆谈判的基础与主题
    合法地位的明确，为蒋解决中共问题提供了政治条件，为此，蒋的基本策略是将合法的文章做足。8月29日，蒋为重庆谈判拟定三项原则：(1)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 改组政府问题；(2)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3)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注：《蒋总统秘录》第14册，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86年版，第19页。)三个要点就是基础、时限与主题。
    三点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中共所提联合政府是对现行法统的否定，而蒋在美苏明确其合法地位之后，将这种本来很大程度上属于外交性质的合法地位，转换为特定的现行 法统的合法地位。然后，以合法的名义提出统一的要求，迫使中共交出其政权和武装，并力求一次性解决。
    蒋所提政令军令的统一，就是毛在延安所判断的双方的力争点。对于中共来讲，既要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又不能承认对方有权统一，这无疑是一种回旋余地不多的局面。 因此，重庆谈判的政治现象集中表现为：一个合法的中央政府与一个拥有独立政权和武装的在野党，就统一与反统一展开争论。
    9月3日，中共提出11项会谈方案，其中主要是9、10两项，中共实质性的妥协与不妥协都在这里。第9项核心为两点：第一，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第二，解放区的解决办法，提出由中共人士担任山东、河北等5省省主席职务。第10项核心也是两点：第一，中共军队编为48个师；第二，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工作。
    正式提出参加政府和参加军事委员会，也就是正式收回了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主张。此即妥协。山东等省主席与48个师的要求，是关于解放区和中共军队的具体解决方 式。由于解放区的名称有碍统一，为此，提出由中共人士担任该地区行政首长职务，以此方式取代解放区的名称，这样，国民党可在形式上完成统一，而解放区的实体则保留 下来。此即不妥协。
    第9、10两项就是中共关于政令军令统一的对案。其要点是中共承认国民党在中央的地位，同时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在地方的地位。这种双方相互承认的主张，就是既承认国 民党的合法地位，又不承认其有权统一。
    9月4日晚，重庆谈判举行第一次会谈。张群说：“兄等此次所提条件，距离实在太远，由此可知我等商谈之基础尚须加强。”意思是中共的方案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周恩 来说：“我等已作了尽可能之让步，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作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 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之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亦不反对参加，现亦未打算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凡此 让步，皆为此次谈话之政治基础。”
    周之所言将中共重大的政治让步做了一个集中说明。党派会议的原旨是由此而产生联合政府，既然不再提联合政府，当然不再提党派会议。国大问题既坚持普选，又不反对 参加，实际上就是不妥协的妥协。北方会议指解放区代表大会，不开这个会议也就是不成立解联。周的意思是，这些让步足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接下来话题转入实质交锋。张群说：“兄等昨日所提出之九、十两条，实为问题之症结所在。”“我们站在国家行政立场说，我们国家要求政令的统一。”政令统一指解放 区，具体所指就是中共所提山东等地的行政职务要求。对此，周恩来说：“我党所争者，惟在人事与组织，即于政令统一的原则之下，我党只求人事与组织之调和配合，而决 非于中央体制与法令规章之外，另外成立一种相反的体制与法令系统。”周的意思是，中共的要求只是为了安排人事与组织，这些区域的体制法规与中央是相同的，而体制法 规相同就是政令的统一。
    周提出了解决统一问题的方式，接下来王若飞则提出了此一方式的依据。王说：“我党今日所要求于政府者，亦无非在于事实之承认。此种既成事实，如不蒙政府合法承认，则客观上仍然存在。今日我党客观之事实为何?即拥有一百二十万军队，十九个解放 区政权。”事实就是实力，而实力就是保留解放区的依据。周、王的发言构成一个软与硬的组合。
    周、王的核心意思是，统一不能抹煞中共地位，因而不能取消解放区。这就引出一个 问题：中共应怎样维护自己的地位?张群说：“所谓政治地位，不必与解放区相提并论”，要求两者分离。王若飞说：“承认中共之政治地位，必须承认中共解放区之事实” ，强调两者不能分离。张治中说：“中共是否必须争地盘争军队，始保证其地位?”“ 若飞兄说要承认事实，我当然承认你们有文武人员的事实，但兄等亦须承认一事实，即国家已走上现代统一道路的事实，国家为酬庸将领，决不能学古代的裂土封侯!”(注： 以上均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台北，中 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0年版，第44、45页。)这是整个重庆谈判国方代表所说的分量最重的一段话。张群与张治中都要求中共将其政治地位与解放区脱钩，张群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张治中则对此做出了裂土封侯的政治归类。两张的发言同样是一个软与硬的组合。
    与通常的程序相同，首次会谈主要是提出问题。这次会谈双方均向对方提出一个问题，国民党的问题是：“我们站在国家行政立场说，我们国家要求政令的统一。”共产党 的问题是：“承认中共之政治地位，必须承认中共解放区之事实。”中共关于统一的方案是，去除解放区之名而保留解放区之实，对于统一实际上是抽象承认而具体否定。国 民党要求中共将其地位与解放区脱钩，对于中共的地位同样是抽象承认而具体否定。这两个问题也就是重庆谈判的基本问题。
    国民党提出统一的依据是“我们站在国家行政立场”，也就是以合法政府的名义提出问题。那么，中共要保存解放区则必须就“政府”问题做出有力答辩。9月8日举行第二 次会议，周恩来说：“本来我方提案主张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如能通过，即可结束党治，实行普选，而一切军队之整编，省区问题之处置，皆可由联合政府办理。 ”
    此即周对“政府”的说明，暗示只有联合政府才有权解决统一问题，而不是对方。周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不能由对方单方面统一，这个话留给了王若飞。王接着说：“今要 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承认现实——即两党皆有军队，皆有政权。”“此次我等来渝，乃正视现实，承认国民党政府之法统，与军令政令统一之原则。但亦要求政府承认我 党解放区政权与军队，彼此互相承认，正视现实。”
    前次会议双方是以政府与政党两种不同地位提出问题，这种不对等的地位造成中共要求被指为裂土封侯。而这一回王若飞则改为以“两党”的名义提出问题，从而将双方关 系调整为党与党的对等关系。王之所言的核心在于，称双方的政权军队皆属“两党”，既然如此，就应当相互承认，不能由某一党统一另一党。因此国民党的统一依据不能成 立。王的这个意思张治中当即明白过来，张接着说：“兄谓两党皆有军队，殊有未当。”“现在中央军队并非国民党之军队，而乃是国家的军队，将来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实 施宪政，本党还政于民，则军队即是人民的军队。既然国民党已无军队，则中共复何理由要保持其一党所私有之军队?”张否认国民党军队属于党，因为只有否认这一点其统 一才有根据。但张的发言有一个明显的破绽，只及军不及政，因为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公开的党治之下的政府，这是张所无法否认的，故其论点没有说服力。王若飞接着说：“ 国民党现在尚在党治时期，故所称中央军队尚是国民党之军队。”(注：以上均见《中 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56—60页。)王若飞的反驳同样只及军不及政，但“党治”一经点明，其余尽在不言之中了。
    第二次会谈的核心是，中共提出了双方军队政权皆属两党的论点，将问题由单向变为双向，从而将争论引向对方，扭转了前此会谈的被动局面。王若飞明确承认对方的法统，但同样明确地否认对方有权统一，实际上对于现行的国家法统仍然是抽象承认而具体否定。
    前两次会谈的特点表现为，双方集中于统一与反统一的论据之争，由于双方的论据都不能使对方接受，因此接下来的会谈议题由抽象转入具体。在9月15日的会议上张群说 ：“兄等本月三日建议案内关于省区之拟议与国家政令统一不符，碍难考虑。故此一问题，商谈至今已经挺住，我等亦想不出任何方法。”张提出“挺住”的问题，就是把统 一这个难题摆在中共面前。周恩来表示可用两个方式解决，一是中共原方案所拟由中共担任部分地区行政首长；二是由当地人民选举，再由政府任命。周对后一方案解释道： “例如山东全省一一九县，何思源能治理者不过三数县，而中共解放区截至最近泰安收复为止，已有八十余县，皆有民选之县长……中央即可承认加委。”周的意思是民选加 政府委任，此亦政令统一。然而这又引出另一问题，张群说：“山东已有中央任命之省政府，中共所占各县，自亦有省府委任之县长。”也就是说，同一个县并存着国共各自 任命的两个县长。王若飞说：“中央虽委有县长，然皆未进入县境，一如过去东四省主席远离省境，驻重庆者然。”(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 (2)，第79—85页。)至此，双方再度“挺住”。
    此刻，延安做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对此，周恩来立即作为一项让步在谈判中提出。在9月19日的会议上，周表示中共将撤离黄河以南8个地区，而将军队 集中驻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山西、绥远、陕甘宁边区7个地区。为此，中共的要求改为，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4省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政府主席由中共担任， 山西、绥远两省的副主席由中共担任。这个方案与9月3日的原案相较，其主要变动在于，因宣布撤离黄河以南地区，原案中关于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诸省的行政职务要求亦随之撤消。中共军队集中驻于山东等7个地区，因此中共对于地方行政职务的要求亦集中于这7个地区。
    对于这个方案的要点周恩来这样说：“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也就是说，凡军队撤离区，解放区即随之撤消；军队驻于何地，何地便为解放区。两者高度“ 合一”。还在9月15日的会议上张群就曾问：“是否你们军队所驻之地，即所谓解放区? ”周恩来当即回答：“当然驻于现在之解放区，不能驻在他处。”这个问题很明白，军队不驻解放区，两者如果不“合一”，也就没有解放区了。
    中共撤消南方数省解放区的方案未能使对方满足。张治中说：“兄等要求太过，不必再讨价还价。余以为此一问题，非距离之大小问题，而为根本观点之不同的问题。中共 之观点，总认为必有军队、有地盘，控制军政机关，始有保证。而中央则认为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于此原则之下始可解决问题。如依中共之办法，则非为谋军令政令之统一， 而完全为分裂……兄等试思：中共军队悉数撤退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之地区，是无异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注：以上均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86—88页。)中共撤离南方数省的战略意图，正是为了改变解放区过于分散的状况，集中力量在北方建立大片根据地。看来，这个意图一出台便被张治中识破，因此中共此项方案并不被国民党承认为一个让步。
    由于中共的数项方案均不能满足对方，为此，张治中提出“根本观点”这个问题。所谓根本观点，就是对统一的根本认识，而对统一的根本认识，说到底，就是对国家和政 府的根本认识。9月21日的会谈，是整个重庆谈判双方辩论的最高潮，议题由具体回到抽象，围绕根本观点展开陈述。这些陈述既是两党政治理念的集中展示，实际上也是重庆谈判最后的政治摊牌。
    张治中说：“将来宪政实施时期，亦必不须藉武力作一党参与政治之保障。”“我前 天讲话时业经说明我们的根本观念不相同。”“兄等所提华北四省主席应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乎割据地盘，是否中共欲由此四省以北联外蒙，东北联东三省，果如此，则兄等究系作何打算，作何准备?”
    张之根本观点，就是不能以武力作为参政的工具，这是一个以国家—政府的立场提出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提出，也就引出了中共关于国家—政府的认识。周恩来说：“殊不 知我党所有军队政权，并非不愿交出，倘依去年我党之提案，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则我党一切军队与政权皆可交与政府处理……但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 我们何能将军队政权交与一党之政府。”王若飞说：“军队要国家化，所谓‘国家’乃人民的国家，而非一党的国家。”
    周提出了关于政府的认识，王提出了关于国家的认识，此即中共的“根本观点”。在中共看来，对方的所谓国家—政府，是一个党治下的国家—政府，并非全民国家、全民 政府。党治政府提出的统一，就是由一党去统一另一党，因此统一的依据不能成立。
    接下来张群提出另一根本观点。张说：“如中共不以军队为一党私有，则各党派团结合作，原是平等的，也是容易实现的。政治亦然，倘不与军队牵连一起，亦极容易解决 ……我们谈到军队问题，不可将军队驻地与省区和省之行政混连一起。”张还说：“我们只能有国军，不能有省军，只能有国防，不能有省防。”张群所指，就是中共关于“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的论点，为此，张提出了国军国防与省军省防这一 对立概念。问题在于，国军国防仍然是从国家—政府的立场提出的概念，这样，问题又回到起点：国民党能否代表国家?
    接下来王若飞说：“你们国民党作了些什么?”意思是国民党何能代表国家?面对此一 质疑，张治中答道：“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创造中华民国，彼时中国 共产党尚不知在何地方。一个国家必有政府，有了政府，必须承认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你们既承认国民政府，即须将一切问题，在政府法令规章所能允可的范围之内来求得解决。”张之所言，是对国民党权力的来历、以及权力行使的依据，所做的一个说明。中华民国既然由国民党创造，那么，国民党行使国家权力便是天经地义。这段话的逻辑是 这样的：国民党与国家—政府是一个整体，而人民也就是中共，必须服从国家—政府—国民党。
    继而，邵力子接过话题强调：“政府是中华民国的政府，中华民国的人民，就是政府的人民，中华民国的土地就是政府的土地，政府职责所在，当然有权治理。”(注：以 上均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89—97页。)一句话，国民党“有权治理”共产党。
    将双方的论点归纳起来，中共的基本论点是：强调国家—政府处于国民党党治之下，因此一党不能统一另一党。这个论点的核心是，将国家—政府与国民党分开，从而将双 方关系确立为党与党的关系。国民党的基本论点是：强调中华民国为国民党所创造，因此国民党有权治理人民。这个论点的核心是，将国家—政府与国民党合为一体，从而将 双方关系确立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张治中此番发言，是国民党方面为其权力和地位所做的最为有力的辩护。问题在于：中共所从事的本来就是推翻现政权的社会革命，问题本来并不在一个辩论范围。但由于 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共已明确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及其法统，因此这个话题很难继续辩论。随着双方根本观点的“挺住”，谈判陷入僵局。
    僵持与妥协
    9月26日，延安发出关于重庆谈判的第二次党内通知：“三星期来，我方调子低，让步大(允逐退出陇海路以南)，表示委曲求全，彼方乘机高压。”(注：《中共中央解放战 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3页。)此即重庆谈判的基本状况：中共“调子低”，对方则是“高压”。
    休会一周后，9月27日谈判重开。当双方围绕根本观点将辩论推上顶点之后，此类话题亦就此而止。因为，政治是现实的，仅凭一句“有权治理”，并不能解除中共120万军 队的武装。这样，话题再度由抽象回到具体。
    由于解放区问题长时间僵持，这次周恩来再提一个方案：暂维现状。对此，周具体说明道：“暂维现状，即现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 解放区治理之。”也就是国共各自治理所辖地区。但张群不能接受，张说：“现在兄等主张暂维现状，此亦非问题之真正的解决。余等今日商谈，正因为现状不可暂维之故也 。”
    暂维现状当然不是问题的解决，它是问题一再“挺住”的反映，如不接受，还是“挺 住”。随后张群变换一个方式，不再笼统拒绝暂维现状，而是对现状加以若干限制。张说：“我以为在现存局势之下，不妨实行一暂时之办法，即解放区各县……省政府应承认之，同时县政府亦应承认省政府，彼此互相承认。”(注：以上转引自张九如《和谈 覆辙在中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34—137页。)
    在这里，张群提出了省政府与县政府两个概念。省政府指国民党，县政府指共产党。这个方案的实质是，将解放区的行政单位限制于县，从而将解放区化小。而省与县相互 承认，则是力求明确两者的隶属关系，此即省政府(国民党)对县政府(共产党)的管辖权 。
    张群方案的实质是，在暂维现状的名义下打破现状。尽管国共对问题的着眼点不同，但经过此次会谈，暂维现状的原则实际上被接受下来。
    10月5日，张治中提出一个新方案。张说：“凡中共统治地区如数县联成一片者，即可由中共推荐行政督察专员。”这个方案与张群方案相较，把解放区的行政单位由县扩大为地区专署一级，表面看是一种提升，其实质还是要将解放区化小，还是否定中共关于山东等地以省为单位的要求，因而还是力图在暂维现状的名义下打破现状。
    对此，周恩来说：“在苏北、皖北等地可以用此办法解决问题，至于冀、鲁、热、察 四省，大部份甚至整个省区均在我方治理之下，自不可与此相提并论。”坚持该四省由中共主政，并反对国民党设立省府。周说：“现在冀、鲁、察、热四省大部份均在我手，中央必欲置一省府，岂非等于虚设。”邵力子说：“何思源等早在鲁境主政，这个事 实中共亦应承认。”意思是中共无权否定国民党的山东省府。周恩来说：“冀察热三省之省府，抗战时期均不在省境，而何思源虽在鲁境，然其所能领导之地区极为有限，故 我等遂有此主张。”坚持认为国民党在该四省没有设立省府的理由。张治中说：“兄等现在分省而治之要求，不论基于何种理由，均将怀疑为中国之分裂矣。”周恩来说：“ 我以为中央用人，不可以党派分界。何思源、孙舫鲁可用，则中共之人又何尝不可用? ”(注：以上均见重庆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第225、226页。孙连仲字仿鲁。)
    有关何思源的辩论，说到底，就是解放区能否以省为单位。经过此次会谈，解放区究竟是县、专署还是省，最终还是没有定论。毛泽东后来说：“蒋介石不给解放区几个省 主席，省以下可以给。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注：《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3页。)解放区的暂维现状，意味着在统一问题上，国民党实际上是一无所获。
    最后，作为重庆谈判的结论，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从标题看，双方关系确定为政府与政党两种地位。这个通常称为“双十协定”的文件， 其实称“会谈纪要”更为准确，因为相当部分条款，均为双方各自阐述不同意见，并不具有“协定”的性质。
    不知出于何方意见，也不知基于何种考虑，纪要没有载明中共最主要的政治让步，此即收回联合政府而改为参加政府这件事。但却载明了与之相关的另一件事，此即“中共 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也就是收回了联合军事委员会的要求。关于中共军队数额，基本定为20个师。当然，纪要所占篇幅最多的即此次谈判的 主题——解放区问题，所占篇幅接近一半。其基本内容就是双方的不同论点，既无结论，也没有一个倾向性意见，仅载明将该问题交政协会议解决。
    毛泽东对会谈纪要这样评价：“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注：《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3页。)也就是说，取 得了与国民党的某种平等地位，这是关于中共政治收获的一个结论。迄今，这个结论仍然是相当部分学者对重庆谈判的基本评价。孤立地从纪要文本来看，毛之所言可以成立，然而，与联合政府的平等要求相较，两者并非一个意义上的平等，此一平等到底是彼一平等的极大的后退。
    关于军事上的收获，周恩来曾这样说：“抗战初期只给我们三个师；林彪同志去时，我们要九个师，蒋只给六个师；林伯渠主席去时，我们要十六个，蒋只给八个；毛主席 去，一下就给了二十个师。”(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 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03、704页。)孤立地从这个叙述角度看，20个师是不小的进展，然而与联合统帅部的要求相较，20个师同样是极大的后退。
    蒋介石为重庆谈判规定的主题是军令政令的统一。关于军令的统一，国民党并不要求全部取消中共军队，并且这个话题在整个谈判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重庆谈判的主要特 征是侧重于政令的统一，对于解放区先是要求完全取消，后则提出相当苛刻的条件。对于这种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周恩来后来说：“根据地比什么都重要。武装固然重 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704页。)
    这就是说，蒋变换了一种手法，通过政令的统一取消解放区，使中共的军队失去生存之基，然后再来完成军令的统一，消灭中共武装。因此，张群强调：“不可将军队驻地 与省区和省之行政混连一起。”而周恩来则强调：“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 。”张、周的立场表明，在政令统一问题上，双方至少保持着同样的清醒。
    围绕统一的争论集中为“法统”与“事实”的较量。所谓法统，即国民党以合法政府的名义，将国家统一摆在中共面前，要求承认统一；所谓事实，即中共将120万军队和1 0余解放区的事实摆在国民党面前，要求承认事实。问题在于：法统与事实本身就是两 种不同的立论根据，两者本身并无同一性。还在谈判之初，邵力子就说：“今中共要促 成国家和平统一，而又要政府承认其所造成之既成事实，实不可能。”(注：《中华民 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59页。)的确，重庆谈判所遇到的正是一个“实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结果，“事实”不能得到“法统”的承认，而“法统 ”亦不能取消“事实”，当两者一再“挺住”之后，问题便只能以“暂维现状”这一模 糊方式，不了了之。
    本来，蒋为谈判内定的目标是：“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 。”长期以来，蒋在中共问题上甚至很难说有过成功的分期解决的记录，所以忽生整个解决之念，主要是过高估计了美苏的作用。美苏明确了蒋的惟一合法地位，接下来，蒋似乎有理由再将美苏的作用引入谈判，助其统一。为此，蒋曾指示：“随时将两方谈话 情形作成记录，通知美国与苏联大使。”(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 时期》第7编(2)，第44页。)然而，这一回蒋失算了，中共的领袖们顽强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总括而论，蒋以合法政府的名义迫使中共收回了联合政府，而中共则以暂维现状的名义保住了解放区，双方互有胜负，基本战成平局。
    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
    重庆谈判对于中共来讲是一个困难的过程，这一点是由条件决定的。1947年12月，重庆谈判已经过去两年，在中共转入战略反攻的局面下，毛在一次会议上说：“日本投降 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蒋介石很强大……我到重庆那时候，蒋介石的事情好办，我们的事情不好办。日 本投降后长时间内没有写过文章，的确是兢兢业业，很担了一分心……现在不同了，现在好了，不再胆战心惊了。”(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13页。)这些话可以细细品味。总之，优势问题未解决，好办与不好办，此即双方的基本条件。
    不好办的条件反映在谈判上，表现为中共的姿态具有双重性。毛返延后一方面强调针锋相对，这一点主要指解放区问题；另一方面又说：“民主同盟说我们调子低”，“我 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注：《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3页。民盟在中共收回联合政府并承认国民党法统之后，仍公开坚持联合政府，并公开质疑国民党的法统。因此对中共调子低有所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一直持续到政协会议召开。)这一点主要指收回联合政府并承认对方法统。也就是说，中共采取的是针锋相对与调子很低两种姿态。
    将问题归纳起来，重庆谈判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因美苏分别确认国民党的惟一合法地位，并分别决定日占区由国民党接收，由此引出两个后果。在政治上，打断了原有的 国共关系调整进程，造成中共打破现行国家法统的进程骤然中断。在军事上，因日占区大部变为国统区，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共力量对比。这样，在蒋介石的事情好办，中 共的事情不好办的基本条件下，一个合法的中央政府与一个拥有独立武装的地方政权， 以一方对另一方的统一为主题，举行了一次不对等的政治谈判。一方面，中共采取迂回 曲折走弯路的方针，采取调子很低的姿态，以收回联合政府并承认对方法统作为谈判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在解放区问题上则采取针锋相对的姿态，顶住对方轮番施压，最 终，以该问题暂维现状而结束谈判。
    本文的研究表明，重庆谈判的过程较为复杂，然而，其基本的政治性质并不复杂。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期，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是中国政治的基本主题，这一点也就 是观察重庆谈判的基本视角。从这个视角看，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表现为：联合政府口号在其推进过程之中，发生的一次严重的政治逆流。它是国共关系调整与反调整、旧有 的国家秩序破坏与反破坏的对抗过程之中，中共遭遇的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
    关于中共收回联合政府并承认对方法统这一表态，迄今，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周恩来有关文章讲话，均无只言片语提及。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 ，对此亦完全不做正面论述。所以讳莫如深，因为承认收回，就是承认妥协。
    妥协本来是一种正常的政治现象，一般说，中共并不回避一般意义的妥协。然而这一 回的麻烦在于：事涉中共七大主题报告所制定的联合政府政治路线。也就是说，承认妥协，等于承认七大路线遭遇挫折，等于承认对七大路线做出了重大修正。这种回避从一 段时间的宣传上讲可以理解，但今天的学术研究则不应继续。
    最后，本文的结论是，重庆谈判既然以收回联合政府作为政治基础，以交出解放区作为主题，那么，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其本身都不能证明胡乔木的论断：“它承前启后，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重庆谈判发生在战时与战后两个历史阶段交替之际，就此而言，它的确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段，然而从内容和性质来看，它既未承前，也不能 启后。因为，在不好办的条件下，不可能直接打开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面，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所以毛、周本人从未有过类似表述。
    可以肯定，重庆谈判仍将作为一起显赫一时的历史事件而长久地被人们谈论。不过， 它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对称，它在宣传上的意义远远高于它的实际意义。简言之，国共这一次近代版的“双雄会”，并不如同人们设想的那样饶有趣味。承认这种差异，将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更为明智。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