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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表现在近代则例的编纂及其与社会政治的互动。总体而言，洋务运动以前的则例纂修和应用仍沿袭乾嘉之世的思路。洋务运动后，契合时务的则例开始凸显编纂的必要性，一批旧有的则例虽时有续补，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新则例的纂修迫在眉睫。戊戌时期，删削、修改则例的呼声甚高，反映了当时帝党集团进行政治改革的愿景。清末新政时期，则例的变革与社会思潮交相互动，重在经世实用、有裨治道的则例编纂成为新取向。 再次，反映在综合性类编类典志体的编纂。19世纪末，中国开始尝试对中外典章制度进行系统性分类，并试图以更宽广的视野接纳西方典章制度。这一编纂动向还出现了发展方向上的多样性，有的朝着更加综合性的、百科全书的编纂方向发展，有的向着更加专门化、分门类的行动规范的编纂方面发展。这些编纂项目，与以往的会典及其他制度性记录不同，更重视实务、实业和实学。 时代变迁推动典志体勃兴 典志体史书在近代的勃兴并不是偶然的，它与近代国家政治的特点以及时代思潮的激荡密切相关。清代以“例”治天下，近代则例、律例编纂虽遭到官方和学界的批评，但仍然编纂了各种不同的则例、律例。与社会政治相契合，通制类、类编类典志体史书亦应运而生，以反映中外典章制度的变化。 统治者的奖掖也是促成典志体史书勃兴的重要原因。例如，1859年，咸丰帝上谕：“大学士、六部、理藩院、尚书侍郎、都察院堂官等，国家设官分职，在内部院衙门司员御史，原欲其谙练政体，详求例意。”光绪皇帝也要求翰林院的学官讲究实学：“嗣后编检以上各官，应专课政治之学，以《大清会典》、《六部则例》为宗，旁及古今政书、直省通志，凡有关经济者皆当究心，他如条约、公法以及天算、格致诸书，听其分门肄习。” 经世致用学风和西学潮流促使史家注重研究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比如，地理类典志体史书和《通商约章类纂》、《各国政艺通考》的编纂，即是在上述潮流激荡下结出的硕果。典志体由于体例上的优点，有可能担负起介绍中外典章制度的使命，在近代大变局的时代，成为记录中国典志和学习西方科技、制度、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贯通中外历史、典志的“经络”。由此可见，在多种因素的共同激发下，近代典志体史书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对史学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