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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我曾有幸聆听胡思庸先生给我们年级的本科生授课。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又考入先生名下，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先生天分极好，能诗善文，掌教席之初曾经讲授先秦诸子，旧学底子极为深厚。其为人治学，崇尚“有所不为，文不虚发”，近代史家刘大年先生曾称赞其“纯正严谨”。我随侍先生七年，得到了很多。今日，谨将当年跟随先生读书学习的点滴记录下来，以怀念先生。 围绕学术研究读书 我是1980年9月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的。入学以后，虽然有时也听到任课老师们提及先生，但直到1981年秋我才对先生有所了解。当时学校学报每期出版后，都要给学生宿舍送一本，同学们往往会传着看。《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刊有先生的《龚自珍思想略论》一文，当时我们宿舍的同学传看后，都认为先生的文字非常漂亮。这期杂志我至今依然保留着。 大学三年级时，中国近代思想史选修课是先生和郑永福老师给我们讲的。先生先后讲了“序言”、“鸦片战争前思想界的概况”、“林则徐、魏源的维新先驱思想”、“清代经学的发展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四讲。翻看当年的听课笔记，情景历历在目，在我日后的知识构成、讲课方式和治学风格中，都深深地烙着先生的印记。 随先生读研究生期间，先生大都在家里给我们上课。当年听课笔记记录，第一次讲课时间是1984年10月2日晚上。讲授的内容包括鸦片战争的基本情况、史料与研究著作、争论的问题三方面。对有关鸦片战争的史料和研究著作，先生从实用的原则出发，系统介绍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主要史料和代表性著作，其中《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因是研究近代史的最基本史料，要求我们通读，起码读到1943年。中国史学会所编《鸦片战争》六册要求通读，起码将宾汉的《英军在华作战记》和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通读，阅读时要先读书后解题。对日本佐佐木正哉的《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鸦片战争の研究》、《鸦片战争后の中英抗争》三本资料集，强调了特点和重要性。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必读书。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读第一卷，格林堡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可读可不读。 第二次上课的时间是同年10月30日晚上。先生要求我们汇报读书情况，并解答问题。听课笔记记录了“读书要点”和“指导要点”两项内容。前者写道：“同时看几本书，没有做卡片，数量太少”；后者写道：“读书千万要记笔记、卡片，否则过后即忘”，“读书固然要重具体事件，但不能局限于具体事件，而应该注意全面，要看得远一点，看到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看来当时先生对我们的读书情况并不满意。 根据印象，在此前后，我曾阅读了先生开列的大多数必读书目，其中对佐佐木正哉的三本资料集我是点读的，对每条史料都曾做过笔记。我最初发表的《论〈南京条约〉中的“商欠”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对舟山群岛的侵略》两篇文章就都是从这三部书中读出来的。 第三次课是1985年1月21日下午。此次先生讲授太平天国。他全面介绍了研究太平天国必须阅读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官书、文书等第一手资料和李秀成自述、时人记载的一般史料。先生对太平天国的史料极为熟稔，对每种史料，不仅能详细说明其内容，而且能够说清其来历，以及学术界的不同看法。他要求我们通读《太平天国印书》，而且最好读线装本，平装本因错误太多，只可查阅，不能引用。先生特别要我们注意版本，因为太平天国的许多官书有重刻本，刻本与重刻本之间往往有所不同，如果忽略版本，很容易上当。 根据先生的要求，我曾通读了《太平天国印书》以及罗尔纲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张德坚的《贼情汇纂》和英国人呤唎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等基本文献。先生教我读书，是如何围绕学术研究去读书，如何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去发现问题，组织材料，撰写学术论文。但我至今未写过一篇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章，实在有愧于先生的教诲。 在史料中发现问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专题这门课，先生给我们讲课的时间可能就是四次，但就是这有限的几次课，却让我终生受益。去年给中国人民大学新生讲“学史入门”讲座，我用“胡思庸先生教我读书，龚书铎先生教我思考”两句话来概括我的成长历程，其中前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件事。我在此处所说的读书不是指普通的读书，而是如何围绕学术研究去读书，如何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去发现问题，组织材料，撰写学术论文。我的学术研究，就是从这样的读书过程中起步的。 读硕士研究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写学位论文，而写论文最困难的是选题。当时文化热正在风行，于是我把考虑的重点放在了东西文化交流方面。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海国图志》是一本绕不开的著作。一日，我和先生谈及这个问题，先生提醒我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这本书。这话当时让我一愣。在我的潜意识中，我是学习中国近代史的，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海国图志》，完全没有想过，也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虽然我当时同意试试看，却没有理解这个选题的学术意义。后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出版后产生的广泛影响，充分证明了当年先生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 基本方向确定后，我在先生的指导下，把河南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卡片通查了一遍，发现鸦片战争时期的世界地理研究并非兀然而起，它是战前西北地理学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战争结束后这股风气也没有停止，而是发展为后来的中俄边疆地理研究和蒙元史研究。于是论文上拓下延，时限从鸦片战争时期扩展至鸦片战争前后，即从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大约40年时间。 1986年夏我外出访学，此行的计划是途经西安、兰州、内蒙古，最后到北京。任务有两个：访查相关文献资料；访问有关学者。此次访学，历时一个多月，我先后查阅了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北京师范大学的相关资料，并访问了许多知名学者。当时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点校本尚未公开出版，先生曾代我向当时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骆宝善老师借阅了部分胶片。1986年春节期间，先生甚至同意我专程到北京中华书局查阅《海国四说》的点校本书稿，后来因其他原因未能成行。先生还亲自把孙中山的《〈支那现势地图〉跋》中的一段话抄在卡片上交给我。 论文写作期间，先生建议我把论文各章节的题目拟得俏皮一些，但绞尽脑汁，我也无法让题目俏皮起来，于是只得作罢。记得一次在谈论文时，我无意中说了一句：“中国的近代化不是西方侵略者施舍的，而是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话音刚落，先生便打断我的话，说：“就这么写，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写上去。”论文初稿经郑永福老师审读后，又送交先生批改。先生虽在百忙中，还是对全篇论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我至今仍保留着这份珍贵的手稿。 毕业后我留在了河南大学工作。后来先生把家搬到郑州，每次回老家路过，我都要去看望先生。先生对我可以说是耳提面命，谆谆教诲，而我则是奉命唯谨，亦步亦趋。但终因天生鲁钝，所得有限。尽管如此，先生在教学方面极大地影响了我。直到今天，我在读书、教学方面仍然在使用先生教我的方法。同样，我的治学风格也明显烙有先生的印记。不过，在撰写学术论文方面，我始终未能学到先生的精髓，这是我至今引以为憾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