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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策政府,以度此空前非常之国难,此真爱国志士所当剑及履及求其实现者也” 当然，作为有良知的学者，内心总免不了有些“忍不住的关怀”，于是手中之笔便飞出书斋，在报刊上挥洒思绪。《独立评论》及《大公报》成为他们唤起国魂抵抗侵略的主战场。面对日寇在东北任意肆虐甚至扶植傀儡的暴行，胡适认为政府亟须调整对日方针，“现在满洲伪国的招牌已撑起来了，日本军阀和浪人已在那伪国的影子底下实行统治满洲了”，“此时若再不确立对日外交的方针，若再不肯积极谋外交上的挽救方法，将来只有于我更不利的情势”。较之乃师理性冷静的文风，傅斯年的笔锋则满是毫不客气的火药味。针对当时全国上下仍沉醉在“醉生梦死”的苟安状态中，傅对现实进行了无情揭露：“我们且看看所谓北平社会：一群群军阀官僚、学阀学棍、土棍地痞、无赖青年男女摩登，花他们抢来摸来要来的钱住着”，“试看自北海公园到先农坛，哪里有国难的气味？走遍五城的大街小巷，哪里有忧国的声息？听听人们的谈吐，哪一个想到东北的失地？”为何人们面对国耻国难，竟会这样无动于衷？傅分析道，这主要还是由于国人那些“靠天活着的心理，毫不振作的生活，做顺民或逃之夭夭的幻想，知命的哲学！”傅不禁慨叹，“以今日之局面比宋明亡时真正再像也没有了！”傅警告那么些麻木的国人，如果照此下去，做亡国奴的那一天实在不远了！ 1932年秋，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题为《“九·一八”一年了！》的纪念文章，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无独有偶，就连向来以政治立场温和著称的《大公报》,这时也公开发表“社评”指出：“（日本）充其野心,直欲灭我全国,奴我全民,中国当局者,纵欲屈辱妥协,苟安旦夕,已决非日阀所许”，基于此观点，“社评”呼吁“四万万中国国民”立即行动起来,制止国共内战,“鞭策政府,俾得悉移剿共之兵力财力,以度此空前非常之国难,此真爱国志士所当剑及履及求其实现者也”。 知识界之所以形成如此高度共识，就在于他们深刻认识到：九一八事变不单是近百年来东亚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转折，也是20世纪以来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的第三件全球大事。从此，长达十四载的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从此，中国逐渐升级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从此，“走向抗战”也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必然选择。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北京市委办公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