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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慧眼独具地点出北宋以降学术日趋明显的地域化形态。而在群星璀璨的近世地域学术流派中，浙东学派的思想与活力的表现似乎更胜一筹，广受瞩目。近代以来，对浙东学派的关注有增无减，涌现出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但在欣欣繁盛之时，大量的错读、误解也随之俱来。这些误区既破坏了浙东学派的历史复原，亦严重羁绊中国学术史的研究进程，故有盘点、梳理、反思之必要。 其一，割裂心性与事功。浙东学派最初被朱熹斥为“功利”“重史”，明显带有贬低、责难的意味。后世学者虽有不满，但延继了朱熹的理解内涵，多指浙东的事功、经史之学。尤其经过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的谱系建构与宗旨揭橥，“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陡然成为此后浙东学派研究的圭臬。民国梁启超、何炳松等新史学建构者，为重塑民族信心，则有意凸显浙东之学的史学造诣。受爱国、民族主义的激发，抗战期间的学者，亦大力阐发浙东学派的史学、事功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内，在唯物、唯心主义的二元模式下，陈亮、叶适被贴上唯物主义的标签。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浪潮又不断催化学者对浙东学派的经济、货币、改革思想的诠释。经过百年的反复申说与共同推阐，史学与事功被单独抽离，成为浙东学派的两大标识。“有事功而无心性”“反理学的代表”，深深镌刻在诸多学者的头脑中。考察浙东学派“注重事功”的形象，很大程度是由于近代以来学者的持续塑造。“史学”“事功”等特点、标签的揭橥，其实反映了近代思想家试图改造社会的价值取向的寄托。 其实，在大唱史学、讲求事功的同时，浙东学派的心性之学一直未曾衰歇，二者并行不悖，深深根植于学派思想之中。片面高举史学、事功，无疑抹去了浙东学派与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在理、气、道、器、心、性等范畴的思想共通。考察浙东学派的发展源流，每一阶段均与心性之学有着莫大的渊源。北宋的“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九先生”皆是洛学、关学的重要传人。南宋的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等人与陆九渊同气相求，特别是吕祖谦有很大的心学倾向，而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也格外重视道德修养。清初黄宗羲则直接指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夫苟工夫著到，不离此心，则万殊总为一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明儒学案·序》）。可见，在浙东学派的思想中，心性与事功的反向只是外在的显现，其实质却是内在统一的。只是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身上，这一特征有所侧重，呈现出某种显见的偏向。割裂浙东学派的心性与事功，一定程度折射出对宋明理学的认识偏差。因为宋明之学谈心性者必言事功，言事功者必说心性，其言虽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之分，然合心性与事功为一的宗旨是一致的。或许晚清温州学者林损对永嘉学派的清晰洞察，对浙东学派认识有一重要的启示。林损的《永嘉学派通论》认为“永嘉诸子非不言心性也，其所谓心性者，经济之心性耳；非不习文章也，其所谓文章者，亦经济之文章耳”，“惟事功而无体，终亦必亡其用；惟心性而无用，终亦必丧其体，体用交丧，而人道于此尽矣”。永嘉学派在心性、事功、文章方面是绾合为一的，如单独以经济、事功来窥视永嘉之学，无视他们的心性之学，无疑割裂了学术的体与用的关系，不能有全面、准确的完整认识，“永嘉诸子之言事功者，亦必不能离心性。事功与心性合，而后经济之真乃出。使永嘉之学独以经济为名，此固永嘉诸子之幸，而道之裂甚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