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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心钻研西夏文 1973年5月，李范文带着特制的一大木箱三万余张西夏文单字卡以及按四角号码编排的《夏汉字典》，赴京拜师取经。国家文物局安排人员为李范文准备了一大摞西夏文图书资料，其中有聂斯克的《西夏语文学》、罗福成的《同音》写本、罗福颐编写的《西夏字汇集》……李范文如饥似渴地整天抄写卡片。 藏学家于道泉不顾年逾古稀，骑自行车来招待所看望李范文，见他用四角号码编排的《夏汉字典》，十分惊喜地说：“40年前，我同王静如同治西夏文字时，发现西夏字非常方整，计划用四角号码编一部字典，后来傅斯年先生送我去英国留学，改了行。没想到40年后，竟有人不谋而合，不论其内容如何，仅这种科学的方法就值得出版。” 20世纪70年代，在西夏王陵的发掘工作中，李范文除了负责搜集西夏语言文字资料、编撰《夏汉字典》、考释新出土的西夏文残碑碎片外，还负责发掘工地的后勤工作，招工、管理、购置工地用品、发放工人工资……“有时，仅我一人在萧瑟寂寞的发掘工地，但没有任何恐惧心理，反倒感觉分外惬意。”李范文笑着说，“记得有一年寒假，我的两个孩子来到工地。一天夜里风雪交加，帐篷被狂风撕得哗哗响，加上野外动物的凄历嗥叫，吓得较小的孩子直打哆嗦。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催我赶快回家，从此再也不想到工地来了。” 为学就得甘愿寂寞 在近50年时间内，李范文著作颇丰，写出了《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西夏黄裔今何在》、《同音研究》、《宋代西北方音》、《西夏研究论集》等著作，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西夏通史》，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教授龚煌城共同主持完成课题 “俄藏黑水城文献研究”，使得西夏学由“绝学”而渐成了“显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春节，历经四个寒暑，李范文写出了我国首部《夏汉字典》书稿，1997年10月出版后，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 为了寻找西夏语的蛛丝马迹，李范文长途跋涉去了甘肃、四川等地调查西夏遗民，在四川康定六巴公社和道孚县找到了与西夏语比较接近的木雅语和道孚语，写了近30万字的《弥药语调查与研究》词汇部分；为了解决字典的注音问题，《同音研究》书稿是李范文骨折住院期间在病床上完成的。 他还为了培养西夏学高级教学和研究人才而四处奔波，不但在宁夏建立了牢固的西夏学基地，而且培养出了西夏学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目前正在联合国内外的西夏学者，竭尽全力，主编一部精品西夏学工具书《西夏学大辞典》。 谈起自己的学术成就和贡献，李范文说，“人对自己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做学问就得甘心寂寞，甘心坐冷板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