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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 这个时期的辽史学，一方面是继续就《辽史》进行补正、考订、校勘及辽文辑录，另一方面是开始采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 《辽史》补正、考订撰述，有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5卷(1901)，丁谦《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1卷(1915)，吴廷燮《辽方镇年表》(1901，为氏著《历代方镇年表》之一卷)，黄任恒《辽代年表》1卷(1915)，谭其骧《辽史地理志补正》《辽史订补三种》(1942)，罗继祖《辽汉臣世系年表》1卷(1937)，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5卷，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1949)，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1卷等。本时期《辽史》校勘成果颇丰，是辽史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有陈汉章《辽史索隐》8卷(1936)，据作者自叙称书名系“蹈袭”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之旧名，该书对《辽史》补正、考订、校勘下了很大功夫。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也是这方面的著作。冯家昇、罗继祖、傅乐焕在《辽史》校勘和辽史研究上贡献尤大。 辽文辑录成果，有王仁俊辑《辽文萃》7卷，黄任恒辑《辽文补录》1卷，后来黄氏将此书与《辽代纪年表》1卷、《补辽史艺文志》1卷、《辽代文学考》2卷、《辽代金石录》4卷合为《辽痕五种》(1925)，罗福颐辑《辽文续拾》2卷、《辽文续拾补遗》1卷(1935)，金毓黻辑《辽陵石刻集录》6卷，罗福颐辑《满洲金石志》3卷(1937)亦著录有辽代石刻，陈衍辑《辽诗纪事》(1936)12卷，除收录辽代本事的诗歌外，还附以西夏、高丽两国之作。 以上有关《辽史》考证、校勘和辽文辑录等，均属史料整理的范畴，而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则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进展的另一重要标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出现了革新思潮，辽史研究同中国历史学总体发展一样，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王国维是新史学方法的倡导者之一，主张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提出“二重证据法”，即史学研究除了使用“纸上之材料”(文献)外，还要重视“地下之新材料”(见《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王国维利用新方法从事古史研究，涉及辽史者有《辽金时蒙古考》《鞑靼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分别就辽金部族、西辽地理等问题作了探索。 在此期间，出现了冯家昇、傅乐焕、陈述、罗继祖等辽史研究大家，其中前三位被称为“辽史三家”，连同罗继祖又被称为“辽史四家”。他们的生活年代和学术活动分别延续到20世纪60至70年代，乃至21世纪初，但是其辽史名家地位的确立是在本时期。为了叙述方便，将他们毕生对《辽史》校勘和辽史研究的贡献在这里一并介绍。 冯家昇(字伯平，1904—1970)，在《辽史》校勘、考订方面，著有《辽史初校》《〈辽史〉源流考》《〈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等。冯氏自1931年秋起，遍阅所能见到的《辽史》各种版本，凡23种，历时2年，撰成《辽史初校》。以同文书局本为底本，以“百衲”、“南监”、“北监”各本互校。此书后来收入《〈辽史〉误证三种》(1959)。《<辽史〉源流考》论述历代修辽史之经过和未成之原因，以及今本《辽史》史源。罗继祖说，“全面研究《辽史》，并从校勘入手应该说冯书是第一部。”冯家昇还在契丹研究方面撰文多篇，有《太阳契丹考释》(1931)、《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1932)、《契丹名号考释》(1933)等，分别就契丹的信仰及契丹名号之起源、释义等进行考证与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