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多少文物典籍被劫仍是谜 抗战胜利之后,南京政府有关方面曾对南京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进行调查,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调查得出的统计数字是极不完整的。 孟国祥指出,《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所列图书损失仅为:公家图书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人藏书53118册另1790种59箱840部。但据他“研究发现,南京市立图书馆损失图书20万册,报刊杂志5万余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损失藏书7万册,印行秘籍9万册;中央图书馆损失约10万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损失5万册;金陵大学损失7.3万册;中央大学及院系损失约25万册;8所中小学申报损失就达63576册。9个中央政府部会机关图书损失就有27.6万册之多。而私人损失难以计算,仅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两校个人申报就达10万册,散见于档案的其他个人图书损失申报亦达20万册”。仅以上数字相加就超过了150万册。 南京市公私文物损失统计中占半数以上的杂件损失中,竟没有一件为私家所报,在字画等其它7类损失中,私家所报者也仅列69人,公私申报者均为南京市区居民。更为离奇的是,江苏全省文物损失统计的数字,其损失不足于南京市区损失的七分之一。 孟国祥认为,除了战后时局动荡与申报时间紧张等原因外,当时统计方式的不合情理也是原因之一。如,申报时不仅要填报受损文物的名称,还需提供文物照片、图样和票据,损失的时间、地点;更要填报文物遭损时施暴者即日伪机关或部队名称、日伪负责人姓名及文物目前下落等。众所周知的是,日军入室抢劫,绝不可能开具收条,居民也唯恐避之不及,岂敢要求日军报告其部队名称及长官姓名?受此诸多条件限制,因而难以申报,以致于时至今日,“南京的抗战损失研究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战时参与掠夺的日本有些当事人曾诡辩说,战时搜集、整理南京等地的图书典籍是在“接受”和“保护”中国的文化。经盛鸿指出,日本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破坏、掠夺,是长期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既是其图谋侵占中国战略的一部分,也是其文化侵略的必然结果。只要设想一下,假如没有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自然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如此巨大的损失,又何须要日军来“保护”呢? 孟国祥说,在当时的日本看来,中国必定失败,日军攻占南京后中国一定会投降,所以搜集中国的图书典籍文物都是其“雄进国家财产”和“发扬国威”之举。至于后来日本将部分图书文物移交汪伪政权保管,并没有改变日方的实际控制权,所谓“移管”只是为支持伪政权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欺骗策略而已,如同“从左手送到右手”。 抗战胜利后,我国从日本追回多少图书?孟国祥说,一般认为是158873册,此源自中国驻日代表团1949年9月统计的数字。实际上,其后还有部分图书运往台湾。但迄今为止,仍没有见到完整的数字。 经盛鸿指出:“日军将从南京等地劫掠的图书典籍文物中的精华部分运回了日本,直到战后仍大部没有归还中国,是中日间又一个战争遗留问题。日本学者承认:‘特别是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藏有用金钱无法买到的,其中有世界唯一的中国古典的大量收集物、世界最古的大量刊本类书籍。’以致中国学者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某些问题,竟要跑到日本去查阅原本就属于中国的典籍,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和文化洗劫的罪恶证据和严重后果之一。” “在南京文化损失的数字问题上,虽要避免求大、求全、求精的误区,但更不可抹杀、刻意的缩小和掩盖,”孟国祥说,“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必须经受学术的检验和时间的拷问。” 文汇报首席记者郑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