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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何为？ 当然，无论“散文”概念如何变动、如何宽泛、如何灵活，无论“散文”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属性”，“散文研究”还是有着明确的“学科归属”，学术界大都约定俗成地将它划归“文学研究”范围。 我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大致包括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结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中国古代对文学的资料整理与考订，包括历代的文学文献编纂、校勘、注释、评点、考证、目录编制、资料汇编等；第二个层次是中国古代对文学现象的记述和评论，包括作家传记与评述、作品评论与鉴赏、文体分类与研究、文派构成与特点、文学传播与接受等；第三个层次是中国古代对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总结，包括对各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性质、特点及其内在联系的深入分析、阐释和批评，对断代或通代的文学发展过程的描述，对文学的写作方法、鉴赏方法、研究方法的探讨，对文学观念、文学理论的思考和总结，对文学各种体裁、类型之间的比较研究，对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与时代社会的关系的深入考察等。 在这样的“文学研究”结构中，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由于散文较之诗歌，具有更为鲜明的“实用性”特征，在古代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发挥广泛而巨大的实用功能，所以大量散文专集、别集、选集、总集、评点盛行于世，上自文人学士，下至书生塾师，通过编选笺释、教育讲授，促进了散文研究的普遍化；二、从“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出发，重视散文史料的搜集与编撰，从作家传记、作品评论到目录编制、资料汇编，形成了一个庞大丰富的散文研究资料宝库，为散文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三、受中国传统的随意性、领悟性的思维方式所制约，散文研究大多采用随笔式、杂感式的研究方法，散文研究成果多为随思、随感、随录的札记体文章，散见于文人的交谈、书信、序跋、笔记、杂论等形式之中，有的甚至隐含于文人的哲学、史学或子学著作之中；四、散文研究特别注重文本内涵的丰富性，注重文本与社会生活、学术思想、文化习俗的密切联系，散文经典在不断阐释中被赋予生命，成为文学、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呈现，从而构建了宏阔的散文研究格局；五、由于散文具有实用性的“书写”功能，古代对散文体式（或表达方式）的研究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论析细致，包括文体、篇体、语体、修辞、体貌等“散文写作学”的认知，足以构成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完整体系。 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观念和研究格局是相当宏通，也相当开阔的。但是，20世纪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和现代文化思想的影响，传统的“文学研究”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从总体上看，古代文学研究界更为热衷于记述和评论文学现象，探索和总结文学规律，而相对地忽略对文学资料的整理与考订；而且在文学现象与文学规律的研究中，也更为偏重作家作品的评论或文学规律的总结，而不是作家活动的记述或文学过程的梳理。 具体落实到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成果的总结方面，学术界普遍倡导进行散文批评史与散文理论史的建构，所以我们看到的要么是断代的散文批评或散文理论研究，要么是某某作家或作家群（文学流派）的散文批评或散文理论。由于在根本上中国古代并无西方意义上的纯文学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纯粹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散文批评史与散文理论史研究无论何等细致深入，也难免与中国文化传统及散文史风貌方枘圆凿。这种主动地将丰富多彩的古代散文研究狭隘化的学术视野，限制了散文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一方面切断了与中国古代丰富文学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中断了与传统学术文化思想的对话。所以，现代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虽然努力开拓“审美空间”，但是由于无法与古人深刻博大的审美精神与文化精神融汇，导致散文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陷入难以形成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学术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尴尬局面。 因此我认为，今天重提我们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独创的“研究史”概念，不仅大有必要，而且适逢其会。这一“研究史”概念，以其开放性和宽泛性的结构，更切合中国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有助于打破以往用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来框范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陈规，全面而深入地审视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成果，透视文学研究与经学、史学、子学以及文献学研究结下的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从而给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做出更为准确的定位和生动的描述。就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而言，这种宏通而开阔的“研究”概念，显然更为切合文体形式庞杂多变、文化含量丰厚深邃的散文文体，也更为切合包罗万象、种类丰富的散文研究文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