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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抗战结束以后，中央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尽快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区基于国共和谈的大局，利用了地主士绅为拥军优抗曾经采取过的献田方式，后中央在“五四指示”中对献田作了原则性规定。解放区遵照指示创造了灵活多样的促进献田措施并积极实践，从1946年7月到1947年3月掀起了大范围的献田运动。不同解放区开展运动的时间有先后，到1946年10月以后，整个解放区出现了结束献田、继续献田和开始献田的交错发展态势。献田运动对革命的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主要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 键 词：献田运动 土地改革 五四指示 解放区 作者简介：王志龙，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0097 自1946年夏开始到1947年春，解放区的地主士绅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捐献土地给无地少地的贫困农民耕种，掀起了一场较为持久的大范围运动，时人称其为献田运动。以往学界对献田运动有所涉及，但主要还是限于提到部分人物的献田事例，基本上没有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①。本文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对献田运动的产生原因、发展过程及其影响等作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 上下互动推动献田运动的兴起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战争的胜利，号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拥军优抗②。根据地的地主士绅积极响应并“主动献田”③。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献田发展得非常迅猛，仅苏北东台县从1944年年初到1945年4月，就达到了2.5万亩④。战后，以拥军优抗为主要内容的献田结束。但是，随着中共土地政策的转变，献田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得到了延用。 中共在抗战时期实行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政策，战后继续坚持并深入发展⑤。有些解放区在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运动时，开始了反奸清算并没收大汉奸土地。中央不仅赞同由减租减息向解决土地转进的新动向，而且要求各解放区相互借鉴⑥。在解放区的推动下，中央向解决土地的方向进一步发展，1945年12月命令东北局“集中力量发动农民”去“解决土地问题”⑦，并且希望发展成“像大革命时期南方的农民运动”，迅速夺取地主的土地⑧。当农民运动发展起来后，中央指示东北局不要被“群众运动过火”的叫嚣所吓倒，继续大胆放手发动⑨；甚至在1946年4月23日要求“速在全满解决土地问题”⑩。中央不仅要求在东北解决土地问题，而且赞扬热河“坚决拥护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要求”和开展“分散土地的斗争”(11)；支持晋冀鲁豫通过“规模宏大而深入”的群众斗争进行清算赎地(12)。从1945年秋到1946年春，中央在指示解放区大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同时，已经在不断要求各地领导群众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当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向直接解决土地发展之际，国共双方正在就中国的前途开展和平谈判，如何不破坏和平而又能解决土地问题，成为各解放区探索的方向。抗战时期地主士绅所采取的献田方式就成为了选择。当然，一些在抗战时期就与中共积极合作的开明地主士绅，如莱西汤步宵(13)、淮安汪育才(14)等在战后主动要求献田，也启发和推动了解放区采取献田的方式。1946年早春，苏皖边区开始动员地主士绅献田(15)；在晋冀鲁豫的隆平、尧山等地，“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开展‘献田’斗争，动员地主富农献田给少地无地农民”(16)。但是，仅靠动员难以达到解决土地的预期目的，有些解放区已经不是动员而是强迫命令了，如，黑龙江兰西“决定”地主献田(17)，山东寿光“迫使地主献田”(18)。当然，也有如山西榆次路东解放区地主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纷纷献田”(19)。无论是经过动员还是迫于压力献田，都表明解放区开始把献田作为解决土地的方式了。 到1946年4月，解放区已经形成了“极广大的群众运动”，通过献田等方式“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20)。此时的献田等措施，是各解放区自主探索的结果，中央虽然积极支持，但是“无一定政策”，以致于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不少问题。各地群众运动存在“左”或右的错误，都会使中共在农村失去基本群众(21)。此外，群众运动的发展引发了汉奸地主的“大骂”和中间人士的“怀疑”，同时中共党内也有少数人士感觉运动“过火”(22)。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严重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中共必须出台统一土地政策。“五四指示”就在如此情势下产生。 “五四指示”对献田有两条重要规定：一是“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份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或在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一般应采取调节仲裁方式。一方面，说服他们，不应该拒绝群众的合理要求，自动采取开明态度；另一方面，应教育农民念及这些人抗日有功，或是抗属，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二是“由于在减租后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地主乃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求得抽回三成或二成自耕”，对于此种群众创造的解决土地问题方式要“采用”(23)。这些规定表明，中央不仅正式赞成采取献田的方式，而且就如何实施作了说明，从而改变了过去自下而上的摸索状态，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对推动献田向着广泛深入的方向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五四指示”作为党内文件传达到解放区后，各地在坚决贯彻中央有关献田政策的基础上，还根据本地实际作了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将中央对中小地主“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的要求(24)进一步明确为捐献。晋察冀对中小地主在群众运动压力下自愿献田“表示欢迎”(25)；华中分局更是要求“赞助地主献田给农民，不问其动机如何”(26)。此外，对献田地主的照顾也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在群众同意之下，可以分得比较好一些、近一些、齐整一些的土地”；说服群众帮助缺乏劳动力的干部家属；对于“家庭困难确实无法维持者”“加以其他可能的帮助”(27)。到了1946年9月，献田地主士绅在留田数量上也有了明确照顾，即“中小地主可留下比中农多半倍的土地”，“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者，应鼓励其献田”，“为照顾其家属，可比中农多留一倍土地”，对于抗日期间与中共合作而不反动的开明士绅及其他人等，“其处理办法应与抗属同”(28)。解放区在中央指示的基础上，一方面扩大了献田对象；另一方面对献田者进行照顾，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所有这些对推动献田运动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当然，献田发展成声势浩大的运动，离不开地方党组织、政府和广大群众对政策的贯彻落实，各解放区为推动地主士绅献田做了大量工作。 其一，通过开会进行宣传动员。在乡镇以上各级政府召开干部大会，号召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领导干部率先示范，带动其他人献田(29)。在政府机关开会宣传动员的同时，参议会也积极开会动员开明士绅献田(30)。在乡村，一般由农会组织召开全村群众大会进行发动(31)；也有“由农会召开地主、富农参加的会议，向他们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动员他们把多余土地献出来”(32)。在乡村动员会上，农会干部往往需要带头献田，以便起推动作用(33)。有时会组织一些地主家庭出身且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在会上带头献田(34)。对于那些与中共多年合作的党外人士、开明士绅等，也采取组织座谈会或个别谈话的方式(35)。开会尤其是召开群众大会，不仅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献田政策，而且在会场上易于激发献田的冲动和热情(36)。所以，开会成为宣传动员最为普遍而重要的方式。 其二，发挥献田典型人物的影响作用。在中央“五四指示”精神的指引下，解放区涌现了很多积极献田的典型人物。为了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解放区的报纸杂志开展了大力宣传，仅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在1946年7月到12月间，就发表有关献田的文章23篇，宣传介绍各解放区主要献田典型人物的事迹(37)。在所有献田典型人物中，对阮慕韩的宣传力度最大，产生的影响也最广。1946年7月23日，中共党员、察哈尔高等法院院长阮慕韩献地3200亩。《晋察冀日报》在7月26日头版头条给予报道，同日还发表“阮慕韩献地”社论。晋察冀中央局不仅致信阮慕韩，高度赞扬其献田义举，而且号召从地主阶级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的党员同志要向他学习。晋察冀边区政府向阮慕韩颁发嘉奖令。中共察哈尔省委作出全党全军一致学习阮慕韩献田的决定。晋察冀边区农会发出《热烈欢迎阮慕韩献地》的文告(38)。在晋察冀解放区之外，陕甘宁解放区的《解放日报》也在7月30日的头版头条给予报道。《人民日报》在8月2日的第2版继续报道。献田典型人物的事迹经过宣传后，产生了广泛的带动作用(39)，有力地推动了献田运动的发展。 其三，动员部队指战员采取措施促进献田。部队干部战士人数多、来源地广，献田发动起来以后，能产生广泛影响。晋察冀军区作出要求：“阮慕韩献地事件应在部队内教育，号召豪绅地主和带封建尾巴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向之学习看齐”；“发动干部战士写家信，向自己家属进行宣传鼓励或解释”，家庭成分属于豪绅地主和带封建尾巴富农者，劝说家属“采取开明态度”，主动“分地”(40)。山东军区“号召所有党员、干部、战士及一切人员，随时随地向农民宣传”，“号召所有同志发起写家信运动，向家属亲戚朋友多方劝导”，主要“劝导地主拿出土地，并声明如果不主动交出土地财产由农会分配，则任凭农会处罚，绝不袒护”(41)。当部队干部、战士行动起来以后，必然有助于推动献田。 其四，对自愿献田者进行表扬奖励。1946年6月，冀热辽解放区要求“对于自动退出土地表示真正进步开明的分子应予表扬”(42)。中央在同年7月作出指示，“依法实行并积极赞助土地改革之地主应受奖励”(43)。紧接着，东北局要求“对地主成分的干部家属献出土地应予以表扬”(44)。晋察冀边区对部队中出现的主动献田义举，“在日报、子弟兵报予以表扬”(45)。1946年10月，山东省政府宣布：“开明地主与军工烈属是地主的，自愿献出土地给农民时，政府应加以表扬，对其生活并须加以特别照顾”(46)。胶东行署还制订了“奖励献田办法”(47)。黄县根据行署的规定，“对军工烈属及开明地主，采取鼓励其献田的办法，让其交出多余的土地。其中表现积极，交地数量多的，村农会还召开村民大会，让其表明心迹，予以表扬”(48)。此外，乡村一般还采取登黑板报表扬献田者为模范的办法(49)。正如晋察冀边区青年联合会在评价阮慕韩献田时所言：“无论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的这种义举，都应受到共产党与民主政府的奖励”(50)。表扬奖励是解放区上下推动献田的普遍举措。 其五，公债征购促进地主士绅献田。1946年7月中央通令解放区准备用公债征购地主土地(51)。陕甘宁边区最早着手试点并推行。公债征购从三个方面对献田产生影响：在开始征购之前，地方政府要求超过人均亩数者先献田(52)。在征购过程中，“许多地主宁愿献地，写献约，而不愿得公债卖地，写卖约，以后再无借口收回土地”(53)。此外，也存在一些地主在面临征购时，“企图献出坏地来保存好地”(54)。由此可见，征购对陕甘宁边区地主士绅的献田应该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在其他解放区，尽管也有如晋冀鲁豫部分地区为了顺利征购先动员献田，促进了献田发展(55)；冀热辽解放区对自愿献田者“均发给公债”以补偿，也对献田产生了推动作用(56)。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由于清算分配地主土地已经全面深入地展开，征购基本上没有实行(57)。所以，公债征购对其他解放区献田的促进作用相对来说就很小。 此外，解放区还因地制宜采取了其他促进献田的措施。参观学习成为部分地区发动献田的手段。山东惠民市龙池区孙家庙完成献田后，市政府组织教员训练班的成员到现场参观(58)。江苏淮安石塘区鹅钱乡通过献田等方式完成土改试点后(59)，华中五地委带领参加土改会议的几百名来自各县的代表前往参观(60)。在广大农村，大部分地区采取“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土广播、黑板报等形式，广造土改舆论”(61)。也有些地区“将旧艺人及唱书的组织起来，叫他们到各村去唱土地改革等翻身材料”，“将农村剧团、秧歌队、儿童团、小先生、民兵、轮训队集合起来，组织进村宣传队，到各村进行宣传攻势，介绍经验”(62)。地方政府和广大群众对中央政策的创造性执行，有力地促进了献田运动的发展。 解放区献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央和地方共同推动的结果。地方首先利用了抗战时期地主士绅为拥军优抗而采取的献田方式，中央将其上升为政策并指示广泛推行，地方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创造了灵活多样的促进献田措施并积极实践，从而在上下互动中，将献田发展成为一场较为持久的大范围运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