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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潮频出的献田运动发展过程 在“五四指示”传达之后，各解放区经历了一个政策讨论和试点的过程。在试点中，辽宁岫岩县的开明地主开始献田(63)；江苏台北县(64)的“一些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抗日军政干部和开明绅士主动献田”(65)。试点地区基本上都采取了献田的方式，为掀起献田运动积累了经验。 献田运动究竟何时开始?1946年6月，热河滦平地主尹庶宗“自动献出土地500亩分给乡邻”，这应该是“五四指示”传达后献田最早最多的一次，紧接着，当地另一家地主自动拿出25亩地。尽管随后的献田者“还不多”，但是可以肯定，献田运动已经在孕育了(66)。1946年7月，苏北名绅、边区参议会议员邹鲁山“首倡献田运动，自动献出一百一十亩土地分给无地贫农”(67)。在邹鲁山的感召下，苏皖边区的干部地主士绅等“纷纷自愿献田”，陈萌南、徐以达等人的献田都在千亩以上(68)。显示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标志着解放区的献田运动正式开始。 到1946年10月，苏皖边区土地改革初步完成，献田运动随之结束(69)。但是，苏皖边区的献田运动在刚开始时，就成为了其他解放区效仿的“模范先例”，各地纷纷号召“学习发扬并加以实践”(70)。 1946年7月，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先后发起献田运动，晋察冀当月就出现高潮(71)，晋冀鲁豫到9月达到高潮(72)，晋绥的高潮到1947年1月涌现(73)。1946年8月，先是山东开始献田(74)，到11月出现高潮(75)；后是安东兴起献田，到9月达到高潮(76)。从1946年7月到1947年1月，晋察冀等解放区在积极开展献田运动，但是各地运动开始的时间有差异，高潮到来的时间也不一致。 除了上述解放区外，陕甘宁边区的献田运动一直为学界所忽视。尽管其发展高潮的到来较其他解放区稍晚，但是规模比较大。 “五四指示”传达后的陕甘宁仍以贯彻减租减息为主，有“部分开明地主自动献地”(77)，其中较有影响的是1946年7月绥德新店区地主党仲昆献地608亩(78)；8月安边新十一旅团长李友竹献地1400亩(79)，副团长高昆山献地800亩，营长冯世光献地1520亩(80)；9月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献地900亩(81)。但是，此时献田依然处于缓慢发展状态。 陕甘宁边区献田运动高潮的到来，与中央决定采取公债征购地主土地(82)有直接关系。公债征购首先在陕甘宁边区试行，安边县政府于1946年10月20日初步拟定征购办法，县长刘文卿不仅亲自开群众大会宣传解释，而且率先当众献地400余亩。在他的带动下，地主韩纪臣、傅子奇和陈治中等也积极献地，随后“张永汉等十八位地主都愿毫无代价地献出多余的全部土地”，在这次会议上，地主总计献出土地22420亩(83)。安边县最先掀起献田运动高潮。 1946年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开始在绥德等地试点公债征购并很快顺利结束(84)。到12月20日，边区政府颁布征购地主土地的条例(85)。此后，献田加速发展。1947年元旦前后，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地主士绅等积极献田，其中李义献出2万亩，郝连保献出1万亩，从而掀起了献田运动的高潮(86)。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1947年3月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献田运动被迫停止。 综上，从1946年7月到1947年3月，整个解放区的献田运动总体上处于持续进行中。各解放区的献田运动先后陆续展开，运动高潮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 以往学界认为，“到1946年10月以后各地土改中就基本上不采用献田的方式了”(87)。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并不确切。由于各地土改条件有差异，特别是在有些解放区出现了国共双方的反复争夺，所以土改的完成有先后，献田运动的结束时间也不一致。前述苏皖边区在1946年10月结束献田，山东五莲的献田在10月结束(88)，河北临城同样在10月结束(89)。但是，冀南10月献田正在发展(90)，河南济源12月才开始献田(91)，山西平顺12月献田正踊跃(92)。从献田的持续时间来看，山东威海各县10月开始，12月上旬结束(93)，即墨在11月开始到1947年3月结束(94)；阳信的献田从1946年8月持续到1947年4月(95)。山西阳泉的献田运动从1946年秋开始一直持续到1947年春(96)。1946年10月，解放区的献田运动有不少地区已经结束，但是也有一些地区仍在继续，甚至还有一些地区刚刚开始，并持续发展。此外，即使是同一解放区的中心区和边沿区，献田开展的时间也不一致，一般在中心区结束后才到边沿区。正因如此，鲁中的献田运动到1946年12月还在进行(97)。由于中央在“五四指示”中明确规定：土地问题“务必在今年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获得解决，不要拖到明年”(98)。所以，解放区即使有困难，也要争取最迟在1947年春耕前完成(99)。于是到了1946年10月，有些解放区已经结束了献田，但是整个解放区则出现结束献田、继续献田和开始献田的交错发展状态，直到1947年春献田运动结束。 有必要交代的是，开明地主士绅响应中央号召而兴起的献田运动虽然在1947年春结束，但是献田没有停止，并随着土改的深入和推广而存在，甚至有时发展到非常大的规模。 在接下来的土改复查过程中，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很多地区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一锅端”(100)，错斗中农的现象也“相当严重”(101)。面对如此情势，不仅地主士绅，就是富农和富裕中农也纷纷献田，山东文登、石岛和莱东三县的富农和富裕中农，献田达到28226.09亩(102)；栖霞“全县有5300多户中农献田5.9万多亩”(103)。这次大规模的献田可以说是迫不得已之举。 在纠正复查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时，献田主要表现为，从思想上动员那些在土改过程中多占土地的村干部、积极分子献出土地(104)。献田作为解决土地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但是，1947年4月中央已经认识到了“五四指示”发布以来所开展的土改“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希望通过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开展“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来继续推进(105)。时至9月，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作出的“彻底平分土地”和“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两项重要决定(106)。随着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和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相继颁布，对地主土地及富农出租的土地采取没收政策，此时仍有地主献田(107)，甚至富农也献田(108)。地主富农想通过献出少量田产，以逃避全部土地的没收。这说明，献田是随着新区土改的完成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