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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献田运动所产生的正反两面作用 中共为了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顺利实现“耕者有其田”，调动农民起来支援国内革命战争，把动员地主士绅献田发展成为广泛深入的运动，在解放战争初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首先，农民和地主士绅都获得了解放。新、老解放区通过发动献田、清算和减租减息等活动，有70％左右的地主土地转移到贫苦农民手中，“相当彻底”地贯彻了“五四指示”的精神(109)。从部分解放区通过献田运动得到的土地来看，到1946年11月，东北兴安省西科中旗两个区献地84000亩(110)；山东莱西从1946年11月到12月的一个月内献田30000余亩(111)；陕甘宁的定边、安边、盐池三县在1947年元旦前后献田高达12万亩(112)。由此可见，经过献田运动解放区群众得到的土地总量应该非常大。在有些地区，献田是农民得地的主要方式。东北兴安省的莫力达瓦旗，主要通过献田使“全旗半数以上的人口解决了土地问题”(113)；晋察冀怀柔二区的“大部分村庄采取的是动员自愿献田的方式”(114)；冀中也有很多地方采取以献田为主的方式进行土改(115)。在山东解放区，胶东“解决土地的方法主要是献田”(116)；滨海区地主献田很多，“临沂全部地主多是献田”，农民得到的土地主要来自地主捐献(117)。至于到1947年春献田运动结束时，解放区的献田占农民得地总量的比例如何，笔者目前还没有见到确切的统计数据。《大众日报》在1946年8月24日曾报道，各解放区献田总数已经达到了33200亩(118)。但与同期农民得地的总量比，“献出的只占极小部分”(119)。这只是献田运动开始后一个多月的情况。在整个献田运动期间，山东解放区的献田发展得最为普遍，在很多地方农民取得土地“最多”的方式是“和平献田”(120)，有些地区献田占农民得地的比例非常高，如胶东黄县共收回土地23217亩，献田所得“约占80％左右”(121)；招北农民得地14721亩，其中献田11000亩，约占得地的75％(122)。由于各地献田的发展并不均衡，山东解放区的献田约占农民得地的20％(123)。在其他解放区，不仅献田的普遍程度比不上山东，就是从献田占农民得地比例最高的县乡来看，也比山东黄县、招北等地低。在晋冀鲁豫的清河，献田6215亩，农民得地16810亩，献田占农民得地的37％(124)。陕甘宁的米脂桃镇八乡献田863亩，农民得地2553亩，献田占得地的34％(125)。苏皖边区的滨海献田41624亩，农民得地143200亩，献田占得地的29％(126)。晋察冀的遵化献田23000亩(127)，农民得地150000亩，献田占得地的15％(128)。所以，综合考察这些解放区献田所占农民得地的比例，应该比山东低很多。大体推算，整个解放区通过献田运动所得土地，应占农民得地总量的10％左右。如照本段开始指出的地主土地转移情况，则献田约占地主所拥有土地的7％左右。解放区的献田运动促进了农民获得土地，有些地方则通过献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经过献田，农民获得土地后，“生产情绪特别增长”。因此“各地生产力普遍提高，农民家务日益扩大”，各种副业得到了发展(129)。贫苦农民分得土地后，“生活状况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130)。地主士绅的献田还吸引了很多流亡农民陆续归来，不仅有助于生产发展，而且还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131)。献田运动在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和安定社会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地主士绅献田，一般需要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过程，一旦献出后得到广大农民的称赞，会感到“光荣”和“体面”，在精神上有满足感(132)。更为重要的是，献田地主“纷纷参加劳动，自食其力”(133)。他们在劳动过程中不仅改掉了吸毒、赌博等不良生活习惯，还因“参加了生产，儿孙也不会变成二流子”，有利于改变“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134)。劳动使地主们进一步认识到，“自出其力食其果，比靠剥削寄生要光荣得多”，“改变了过去认为‘耕者有其田’后地主将无法生活的错误思想”，“增强他们的劳动决心”(135)。所以，一些献田地主“愉快”地说：“靠自己双手养活，自己良心就安了”(136)；“靠自己经营来生活，心境可畅快多了”(137)。献田运动不仅使地主在精神上获得了解放，而且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其次，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的军事斗争。对于贫困农民而言，献田运动不仅在于使他们得到了土地，也是一次阶级觉悟的提高过程，激发起了空前高涨的支前参军热情，解放区掀起“保田热潮”(138)。陕甘宁得地农民慷慨陈词：“要组织自卫军保护我们得到的东西!”“护地公约”中写道：“学文练武认真干，检查坏人防敌探，敌人占我一寸土，坚决把他消灭完!”(139)冀东区“农民保护既得果实，参加武装斗争的情绪空前提高”，“扩军达到空前的高潮”，“一次扩军即有13752名农民子弟入伍”(140)。胶东“全区青壮年积极参军参战，先后有14万青壮年参加人民解放军，仅1947年1月中旬到2月底的50天时间内，就有5.5万名青壮年参军”(141)。除了参军参战外，大量民工“奋勇支前”，“出色地”完成了抢救伤员、运粮、甚至战斗等任务(142)。广大得地农民的参军支前，为解放区军事斗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最后，有助于巩固统一战线以推动土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引起“不少”地主家庭出身的党政干部和与中共长期合作的开明士绅“在思想上情绪上起变化”(143)。中共通过献田而不是反奸清算斗争，不仅成功地化解了他们的不满，“团结了各阶层”，使抗战以来所形成的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发展，而且顺利地推进了土改(144)。在献田过程中对地主士绅等实行照顾，有助于“缓和地主逃亡，分化地主内部，并顺利实现耕者有其田”(145)。尤其是那些逃亡地主归来之后，仍可以享受解放区政府的“一样照顾”，所以他们“决心在解放区过安乐日子，再不三心二意”。当然，归来者大量倾诉在国统区的遭遇，也给其他地主提供了教训并推动他们响应中共的土改政策(146)。正如时人所言：“解放区地主在这次献田运动中，无疑的是已经找到一条正确的出路了!”(147)此外，由于献田往往需要通过党员和干部劝说其地主家庭进行，所以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党和人民的联系”；另一方面既保持了抗日干部家属、开明士绅等的面子，又解决了土地问题(148)。献田运动充分体现了中共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定性和灵活性，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统战队伍，为土改的顺利发展和解放区的巩固创造了条件。 献田运动从多方面巩固和发展了解放区，但是也存在着不足，其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迫使中农献田，侵犯中农利益，从而对“组织农民大多数”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不利于“巩固农村优势”(149)。此外，既有“地主将好地、近地留下，献出薄地、远地”(150)；也有“乡村干部、积极分子大多数得好田、近田”，且“数量比一般贫雇农多”(151)。这些现象的出现，必然会损伤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献田运动中出现一系列问题，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在将中央指示与地方实际相结合时，制定出的措施有不具体不明确的地方，从而导致执行过程中因任意性大而犯错误(152)；二是干部队伍尤其是地方干部在政策意识和执行能力上有一定的缺陷。有些干部以个人意志代替党的政策，把动员献田变成“矮子里选将军”，打击了中农；有些干部“图省事，将献地代替斗争”，“布置”中农捐献；还有些干部自己“对地主、富农、中农的阶层划分混淆不清”，伤及中农；也有干部对“政策教育具体贯彻差”，“引起一些误解和盲动”，“中农怕斗”而献田(153)。此外，由于“下层有些干部和支部党员的不纯”，支部的领导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于是成份不纯的党员干部乘机攫取更多更好的果实，而地主则开展各种投机活动(154)。无论是从中央指示的地方化还是从地方执行中央政策的情况看，干部对献田运动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献田运动中产生错误的关键在于一些干部没有能够做到正确执行中央政策。 解放战争初期轰轰烈烈的献田运动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在实现“耕者有其田”和推动解放区的巩固发展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