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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通过参照现代西方的哲学和史学构架，“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脱颖而出。然而从一开始，就有学者认识到作为现代产物的“中国哲学史”的局限和不足，因而坚持“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中国思想史”的这一取向较多地接续了传统历史研究的方式，思想史因而得以作为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而存身，但也由于其不合乎现代史学的科学规范而在较长时期内被边缘化。 相形之下，“中国哲学史”自20世纪以来就一直作为“显学”而存在。然而，近十多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成为学界讨论的问题，从属于哲学学科的“中国哲学史”也引起了一系列争论。应当承认，“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过程，的确存在用各式各样的西方哲学范式剪裁中国思想史料的行为，但并不能由此彻底否认“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否认“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事实上，只要坚持本土化的立场和中国学术的民族性、主体性，我们仍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这样的概念，致力于探索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和治学之道，以及传统哲学在近代的转型过程。 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思想史研究近年来愈益兴盛，颇有涵盖哲学史之势。无论是作为概念还是范式，“中国思想史”都比“中国哲学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本土性，充分彰显了中国学术思想话语对独特性的吁求。但哲学史的观照依然有其必要，因为哲学史的角度比思想史更具穿透力，更能洞见思想历程背后的民族文化精神。这样看来，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都是构建中国本土哲学学科与历史学学科的内在动力。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用一个否定另一个，而是找准二者的交汇点，促进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对话沟通。 思想史与哲学史研究，在思路与写法上完全可以互相嵌入、交相辉映。如果说“思想史”大体可以等同于“观念史”，那么进一步分解，“观念史”可以等同于“理念+生活”，以提炼“理念”为宗旨是哲学的特点，以显现“生活”为旨趣是历史的特点。哲学重在“说理”，但离不开以“讲故事”为手段；而历史重在“讲故事”，但也需要借事说理。因而，哲学史可以具备历史的形式，展现严密的思想史考证与清晰的叙述脉络；思想史亦可以体现抽象思辨与哲学关怀。例如，在笔者看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名为“哲学史”，其内容和研究方法实际上更像是“思想史”，这也意味着，冯友兰是以哲学的方式来写作思想史。其实，思想史与哲学史完全可以互相开放，产生“哲学的思想史”或“思想的哲学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