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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另一个交汇，就是它们最终都归结到民族精神这一主题。中国哲学与中国史学从根本上讨论的都是民族精神问题。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在根本上就是讨论中国哲学之精神的历史。同样，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史，在根本上就是讨论中国史学之精神的历史。无论中国哲学之精神还是中国史学之精神，都关乎中华民族之精神。即我们这个民族是从哪里来的？一步步怎么走过来的？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未来又当何去何从？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所思考的、所回答的，也就是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哲学史也好，中国思想史也好，无不是在重构的意义上接续传统、创造新知。例如，在中国思想史的书写中，“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相辅相成。所谓“我注六经”，是指一个活生生的“我”在诠释“六经”，“六经”由于不断的重释而愈益丰富；所谓“六经注我”，意指“我”是“六经”的产物，经由“六经”不断的疏导，“我”这个主体不断完善。“六经”的丰富和“我”的完善，就是民族精神的宏阔和民族本身的圆满。 思想史所体现的文化自觉深刻影响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传统史观具有崇古、怀古和信古的特点，因尊重远古而记载和保存历史与先哲论述，因为坚信鉴往能知来而殚精竭虑地爬梳史实。20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虽然并非简单的回溯式、还原式研究，但却具有明显的守成和持重的质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化自觉起步的征兆。这种变化，势必影响到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与哲学史的写作。在这种文化反思的自觉中，应当越来越多地包含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对中心和边缘的清醒，以及对碎片重组的探求。 思想史与哲学史都具有开放性。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的旨趣，不在于形成一个封闭的、完美无缺的体系，而是力求面向未来、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基于这样的思路，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研究的拓展，将有赖于中国哲学和史学研究的拓展。哲学研究上的返本开新，史学研究上的革故鼎新，都将有力地参与和助推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进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