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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学的功用来自其自身特有的文化魅力 历史不是“死的”。历史记录、历史资料、历史遗迹不是一堆陈迹古董，而是有思想元素的文化标识。它是“活的”，活在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之中。人、家庭、民族、国家和社会，是历史的中心和主体。历史的功用是内在具有的，是连同历史与文化与生俱来的，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来自于它自身所特有的文化魅力和知识系统。 历史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在中国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影响世界文化格局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共同建设了以理想信念、道德情操、风尚礼俗、文化形态等为主要内容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类理想，追求“大道之行”与“大同世界”。与此相生相伴，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重利轻义、重理节欲的道德观，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的伦理观，中庸平和、外圆内方的处世观；很早就形成了节俭、勤劳、友善、互助的社会风俗和彬彬有礼、以礼相待、礼尚往来的礼仪规范。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很强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早在唐代就形成了东亚文化圈和东方文化共同体。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的笔下，中华文明的成熟与发达、中国礼俗的完备与精致，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历史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在中国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引领和规范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和使命感。中国历史经历了反反复复、痛人心扉的内忧外患，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国家统一，都没能阻挡民族、国家向前向强发展的动力和趋势。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自古就培育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生做中国人，死化中国魂。”中国、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共同体验和集体自豪。这种自豪感经过世代交替，不断得到强化，并被流传承继下来。近代学者辜鸿铭以极大的文化自豪感比较了中西文化优劣，指出，“近代欧洲的进步重点放在产业和机械工业的发达，而古代中国则侧重于人的进步，人的灵魂的、理智的进步”（辜鸿铭：《中国古典的精髓》，《历史的盛宴》第12页）。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强烈认同，升华为对民族文化的自豪和热爱，极大地激发和增强了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它既表现在精神层面，又体现在实践层面。 历史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在中国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系统和专门的学问，即历史学，成为人们认识历史和社会的知识基础。中国古代很长时间内，文、史、哲相混为一，相生相长。文以史为基，史以文表达；哲以史为根，史以哲升华。此外，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近代学科，也都是借助历史知识在长期的发展中得以形成的。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所阐述的，“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在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系统中，有历史感、历史理论、历史思维和历史方法诸要素相互为用，融为一体。历史感是一切社会科学关于人和社会的研究，都“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置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中获得感悟；历史理论是关于历史发展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过程与阶段、现象与本质、发展规律与发展方向等揭示所形成的话语体系，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历史思维是以历史要素之间的联系为分析研究的牢固基础，依据前因后果而“刨根问底”，它渗透在一切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及其问题追问之中；历史方法是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历史过程的顺向考察和逆向考察，这既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所涵纳的人类全部知识、真理能够提供人们未来发展借鉴的精准指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