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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王信与匈奴交战，败多胜少，到这年秋天，王都马邑也被围困，只得多次派使者与匈奴求和。对异姓诸侯王本就猜疑的刘邦得知后，认为韩王信有“二心”，随即“使人责让信”。 韩王信非常惊恐，因为在他之前，燕王臧荼被杀，楚王韩信被夺去王爵，他担心刘邦下一个收拾的就是自己了，索性就投降了匈奴，并与匈奴联兵掉头一击去攻打太原。五年之后，韩王信被汉将柴武杀于参合。 汉高祖亲征 公元前200年，56岁的刘邦御驾亲征去平叛，随行的主要谋士是陈平、娄敬，将领有樊哙、夏侯婴、周勃等。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猜测他的心情，也许是一种“威加海内”的豪迈，也许是一种无人可用的无奈（他嫡系中能够独挡一面的将领实在没有），但无论如何，我想，刘邦不会认为此行有多么困难，以他刚刚平定群雄包括计擒当时最能打仗的韩信的志得意满，他不会觉得这一仗比平定燕王臧荼叛乱更困难。 如后世许多战例一样，一次大的失败前，总是有着不断的小胜利让你产生错觉，以为大胜就在眼前，而失败是件非常遥远的事情。刘邦此次出征也是这样，大军从长安出发，不久在铜革是（今沁县南）大败韩王信主力，斩杀了其大将王喜，韩王信远逃到匈奴，他的部将王黄等收罗散兵败将，并将赵苗裔中名叫赵利的，复立为王，与匈奴兵联合，准备会战。冒顿单于派左右贤王带领一万多骑兵与王黄部在广武（今代县西南古城）会合，并逼近晋阳与汉兵交战，被汉军击败，逃至离石（今离石），又被击败。匈奴且败且走，收拢败军在楼烦（今宁武），而汉兵又鼓余威败之。 当时，刘邦正驻扎在晋阳，汉军连连得胜，他不免对匈奴起了轻视之心，又听说冒顿单于正驻扎在代谷（今桑干河谷），就要亲自带人去追击，想就算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消弭边患，至少也可以像秦将蒙恬击败匈奴一样，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 为了万无一失，刘邦派了十数人前去打探，使者回来报告说，一路上见到的匈奴人，都是老弱病残，连马牛等畜生，也羸弱得像好多天没吃过草或者刚刚经历了一场瘟疫，据此看来，这仗打得。虽然这样，刘邦还是不敢轻进冒攻，又派了娄敬去打探。娄敬回来说看到的情况与前面一样，但其中恐怕有诈，因为两国交战，都要把最强的一面展示给敌人看，以使敌人有畏惧之心，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匈奴的情况，好像不堪一击，这很有可能是敌人意欲诱敌深入，然后埋伏奇兵、以逸待劳，打我们个措手不及，这仗打不得。 然而，汉军大部人马已经开拔，越过了句注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况且骄傲的刘邦已经听不进去这番话，骂娄敬不过是个以口舌之利得官的“齐虏”，在大军即将战斗时说这样灭自家威风，长别人志气的话，分明是要扰乱军心。他立即将娄敬捆了押到广武---等打败了匈奴回来再收拾你，看是你的嘴厉害，还是我的兵厉害。 刘邦一路追击，匈奴不住撤退。为了加快追击速度，刘邦亲自率领的两三万骑兵突进，而约三十万的大部队步兵，渐渐被甩在身后。一路上倒也顺利，但等过了平城（今大同），抢占了高地白登山后，却发现匈奴的精骑四十万已经将白登山团团包围，让他大惊失色，想赶紧退却，却为时以晚。时值冬季，天降大雪，久在中原作战的刘邦部队根本没有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作战的经验，加之军需补给供应不上，非战斗减员也十分严重，军卒“堕指者十之二三”。无奈之下，刘邦只得在白登山上，据险而守，等待援兵。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山上的刘邦四望，四十万匈奴精骑团团将白登山围了个水泄不通，青、白、黄、黑色的骑兵方阵按东、西、南、北的方位排列着，盔明甲亮，旌旗蔽日，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无法逃出生天的绝望和不听谋臣良言的悔恨。 汉高祖被围在白登山上，这事在《史记》《汉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但白登山在何处，两千多年来说法不一。东汉时期的学者服虔在为《史记》做的注中说：“白登，台名，去平城七里。”这里面透出的信息有二，一是白登是台名，而非山名，二是白登距离平城即大同市东北古城“七里”。 争议也就从这里开始。北魏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平城东十七里有台，即白登台。台南对冈阜，即白登山也。”非但距离发生了变化，白登是台还是山，依然模糊。唐朝的历史学家颜师古没有在台还是山上纠缠，明确地提出“白登在平城东南，去平城十余里”，又说“服虔说非也”。时代越远，这问题就更加搞不清楚，甚至产生了新的问题，如白登山位于阳高县东南，如白登山距离平城也有了30里、40里、50里的说法。当然，有些学者也会调和各说法，比如说“白登”既是山名，又是台名，李泰在《括地志》中就说：“汉平城县，县东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台，名曰白登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