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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海都市计划”就像灵魂一样引领上海的发展 读书：提起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建筑师，人们自然会想起梁思成，这本书中首次披露了鲍立克与梁思成的通信，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外建筑大师之间的交往？ 侯丽：从现有的资料看，这两位大师在中国时并没有见过面。七七事变后，梁思成离开北京前往西南内地避难；而鲍立克失去国籍后只能呆在上海，极少远行；在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期间，梁思成正在美国游历。梁思成写给鲍立克的这封信是因为1956年他率中国建筑学会代表团访问柏林，与金经昌先生一起被邀请至鲍立克在斯大林大道上的公寓作客。梁思成受邀很有可能是因为金先生的关系。金经昌先生是同济人，在德国达姆斯达特工大读的土木工程博士，在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中与鲍立克共事，一同工作至最后一稿，两人是好友，也可以说是战友。鲍立克回国后，他们之间还有书信往来，金先生热爱摄影，赠送过鲍立克一些他的摄影作品。 读书：作家陈丹燕认为，“大上海都市计划”就像灵魂一样引领这座城市的发展。那么，从今天来看，“大上海都市计划”有哪些高瞻远瞩的地方？对今天的上海城市建设有何影响？ 侯丽：“大上海都市计划”编制于一个特殊的时期，一场战争的结束以及另一场战争的开始，但是计划的编制却格外具有长远、理性和理想主义的色彩。跟随欧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范式和实践的转变，相对于战前，其指导原则、成果架构和内容、工作方法和人员构成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中国第一次在现代规划理论指导下较为完整的城市总体规划实践。“大上海都市计划”的规划师们从初稿积极讨论都市计划与国家计划经济、区域发展和土地制度的关系及产业与空间构架，到中后期渐渐聚焦到市政计划的工程技术领域，以干道系统和土地功能分区为核心内容，试图超越政治的立场为上海奠定未来现代化发展的物质环境基础框架。 我觉得“大上海都市计划”对上海城市建设首要的贡献是将过去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上海第一次整合在一个空间框架内，并依照建设现代城市目标进行大都市区域的组织布局。这种理念深受当时流行的田园城市理论影响，通过“邻里单位”、“卫星市镇”和“有机疏散”等现代规划理念，避免战后上海的城市建设过度向中心城区聚集。 另一方面，对上海如何成为世界的贸易和航运中心、从而带动整个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所需的重大城市基础设施，大上海都市计划在1946年到1949年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认为这些讨论，通过几代规划师的努力和传承，对改革开放后、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城市建设，是有着潜移默化的指导意义的。 战后这一轮都市计划工作对上海现代城建管理制度的建立也具有跨越历史时期的影响力，而这一点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鲍立克在二稿后期负责详图设计和建成区的区划编制，参与制定了土地使用功能分区，尤其基于他在德国的工作经验提出了住宅日照间距的标准，以此确定邻里单位的总人口密度和住宅区的净人口密度。都委会曾就区划的制度层面进行了探讨，组织起草了《上海市建成区营建区划规则草案》，该草案依照用地功能规定了十项营建区，依照建筑功能规定了各类建筑物，从而确定各类营建区可设置的建筑类型。该规则一方面考虑到功能分区的具体落实，也从居民生活便利的角度考虑到区划的弹性控制。都委会还考虑参照美国的方式，设立申诉委员会（Board of Appeal），以解决建成区区划计划有争议的情况，例如建立如工厂设址规定招致市区工厂主反对的申诉渠道等等。 读书：我们在一开始就提到了另一位对上海建筑业有着重要影响并为大家熟知的建筑师邬达克，与他相比，鲍立克对上海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里？ 侯丽：跟邬达克相比，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鲍立克作为一个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得以保存至今的作品几乎没有。但他主持完成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以及他作为一名圣约翰大学都市计划教授留给中国城市规划领域的非物质遗产，则要更加丰厚。以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编制为契机，通过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促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跨越国界传播并趋于本地化的发生，这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不断建构和重构城市空间的现代基因之一，且可以说依然在为中国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经验与教训。 文汇报记者 蒋楚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