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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我的理解，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与我国物质生产能力相匹配的话语影响能力，提升国家话语权。如果按照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分法，我们可以把物质生产能力看作是硬实力，把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能力看作是软实力。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正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世界上和平崛起、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衡量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并提升与我国物质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极为光荣的使命，也是极为紧迫的任务。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话语权，大体与该国的物质基础相匹配。从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当中国还显得很强大的时候，正在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学术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和尊敬。老子、孔子等中国先哲的著作在欧洲被翻译出版，欧洲汉学开始兴盛。17世纪传教士们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向欧洲思想界传播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方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一些欧洲思想家如伏尔泰等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描述过中国和中国的学术，许多欧洲思想家的思想其实都受到中国学术思想的启迪。但当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忙于在世界各地抢占殖民地和市场的时候，它们也开始探寻中国实力的底细，并计划对中国施加兵威。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彻底打倒了中国士大夫的自大。中国知识界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纷纷到东洋、西洋留学，如饥似渴地学习西学知识。《天演论》《群学肄言》《民约论》《法意》《群己权界论》等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论著作纷纷被译成中文出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培根、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等西方思想界的名士被中国知识界所接纳。这些理论著作和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就成为当时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严复、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鲁迅、郭沫若等新型知识分子，都是在吸吮西学知识后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肯定过近代中国人学习西学的过程。 20世纪20年代开始，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译成中文出版。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中国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一套新兴话语体系。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的衰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基本上是以西方话语体系为参照、为圭臬，话语权极为微弱，中国的软实力也跌到了谷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