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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来看《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一书的三个学术关节点。 (一)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三个阶段 首先，此书最突出的，就是对中国早期思想史的发展做出三个阶段的具体划分，并在第一章集中加以讨论。就是将所谓“中国古代思想”亦即“先秦时代的思想”，划分为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在侯外庐看来，这不仅与其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所论证的历史发展线索相呼应，亦即“从殷末卜辞开始”到“学在官府”的“西周《诗》《书》”，到春秋时代以“《诗》《书》传授之学”而批判发展出来的儒墨显学，再到私人创著、百家并鸣的诸子之学；而且，还是一个与《庄子·天下篇》所梳理的学术史脉络正相吻合的阶段划分，因而，侯外庐将《庄子·天下篇》视为“古代的一篇最好的思想史序论”。其中区分出的三阶段，正好也就是“由圣王君子”到“邹鲁缙绅先生”，再由“邹鲁缙绅先生”到“诸子百家”。 在这一章中，侯外庐引证郭沫若的《周官质疑》(《金文丛考》)，一方面证明“《周官》为伪作”，另一方面认为“学在世官之说乃不可易”。随后还引述章学诚《校雠通义》中所谓“官守其书”、“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故无私门著述文字”之说；并且指出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说法是“信中有伪”，批评其“谓古代官学与子学没有递蟺蜕化之史事”，是和“伪中有信”的《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之“伪”一样，“亦伪”[6]3。并且侯外庐还认为，“对古代官学之制，冯友兰氏颇看出一点消息”，并引述其《中国哲学史》第一篇中“古代本为贵族政治，有政权者即有财产者，即有知识者，政治上经济上之统治阶级即知识阶级，所谓官私不分者即此而已”的这一论断，从而指出“是既主要观点在正统派而又不是正统派的”[6]3。 其次，侯外庐明确提出西周官府之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官司没有打得清白的‘经学’”。侯外庐除了持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周官》为伪作”的认识之外，还特别辨析了《易》的时代性问题。他不仅认同郭沫若《金文丛考·金文所无考》当中有关“《易之》八卦，金文未见”的考释和所提出的“天地对立观念之后起”的观点，并且肯定钱穆关于“无孔子五十学《易》”的判断；还认为，对于《论语·子路》中“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也见于《周易·恒卦》的爻辞)和《论语·宪问》中“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周易·艮卦·象传》作“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这两条与《易》有关的文句，“清人顾炎武疑之，崔述以来，钱玄同与顾颉刚二氏商确甚当，宁可说《易》之抄袭《论语》”[6]5。同时，针对《庄子·天下篇》中“《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两句，侯外庐既认为“《天下篇》的作者为《庄子》后序，成于后世，已成定论”，又指出其文“前言《诗》《书》《礼》《乐》，后复加释《易》与《春秋》”是“文不对题”，进而肯定马叙伦谓“《易》以道阴阳”以下二句为注释之误刻的说法“甚是”。这里所体现出的侯外庐的疑古精神，由此可见一斑。他对顾颉刚“对于古史辨伪的意见可称创见”的评价[6]7，也是出于观点上的肯定和认同。此外，侯外庐更为关注作为西周文献的《诗》《书》的辨别，从而同意钱穆《国学概论》中的“《诗》、《书》别类之说”并引述之： “诗、书者，古人书籍之两大别也。不曰诗、书，即曰礼、乐。诗、书言其体，礼、乐言其用。书即礼也，诗即乐也。……礼有先例之礼，有成文之礼。先例之礼本于历史……成文之礼本乎制度，礼、令之类也。……盖昔人尊古笃旧，成法遗制，世守勿替，即谓之礼。舍礼外无法令，舍礼外无历史。史、礼、法之三者，古人则一以视之也。……故古人言学，皆指诗、书、礼、乐，此即求之《论语》而可证。”[6]9 再有，在就官学到私学转变的论述方面，侯外庐特别关注到《老子》的年代问题，他明确地提出，“如果《老子》一书果是孔子问礼的老聃其人所作，那么这里必先规定中国私学是由老子开始，孔子当后退一步”。又说，“果是这样，我们依据社会史的发展，实在有好多矛盾问题在老子思想中不能解决”。而且，侯外庐列举了从清人汪中、崔述，到梁启超、冯友兰、钱穆等人提出的各种质疑，说“各家所疑，相得益彰”，从而认为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将老子列于孔子之前“颇有问题”。并且针对郭沫若所言“老子的最大发明便是取消了殷周以来人格神的天之至上权威，而建设了一个超绝时空的形而上学的本体”，侯外庐提出，“这种思想，我以为要和社会史相比研究的”，进而明确说：“只有‘礼堕而修耕战’的战国思想，才在‘尽地力’之教方面，寻到地下的原理，产生了战国诸子自然的天道观(类似泛神论)”；“只有在类似显族贵族的社会出现，土地向私有转化，否定了西周到春秋的土地国有(氏族贵族的公有)制度，才可能否定人格神的天道”[6]9。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到侯外庐从社会史出发研究思想史的基本学术特色。 最后，在关于“子学思辨的时代及其前途”一节的论述部分，侯外庐针对战国时代社会的变革道程，结合他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说明了社会与思想的关系。于此又指出，胡适、梁启超、冯友兰在辩论中国古代社会及思想的相应关系方面，“颇具真理追求的热心”，而且“已经划出神话和理性的研究鸿沟”，“然而关于这一问题则他们有局限，答案是错误了的”。侯外庐还说：“反之，我们也反对给诸子画脸谱的唯物论研究者，因为思维过程史有它的具体复杂的关系，仅仅以代表地主或代表工农的一般断语为自明率，是极其有害的轻率研究”[6]17。这里，侯外庐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判断和主张是一目了然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