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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思想从殷周时代说起及所关注的问题 从此书的第二章“殷代的主要意识生产”、第三章“周人‘国有思想’及其前途”和第五章“周人思想第一次的变迁”的标题设置，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史是从殷周时代讲起的，其所关注的相关问题也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可以说是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所在。 我们知道，胡适在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古代哲学史》当中，一方面提出“要讲哲学史，不可不先研究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那时势所发生的种种思潮”，又“中国哲学到了老子孔子的时候，才可当得‘哲学’二字”；另一方面则认为“可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其时间则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500年的范围内。而且他还说，“从前第八世纪到前第七世纪，这两百年的思潮，除了一部《诗经》，别无可考。我们可叫它做诗人时代”[7]35、36、42。那么，公元前800年的西周末期就是“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也就是胡适所写古代哲学史的时间上限。而且，胡适根据《诗经》当中的各种诗篇，将那个时代的思想分成了几派，亦即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恣派和愤世派(激烈派)等，他还概括地说：“这几派大约可以代表前七八世纪的思潮了。……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已种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种子发生生长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时代。”[7]46 再有，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商务印书馆)一书的前论部分第一章开始就写道：“我国政治思想，自孔、老、墨三圣以后，始画然标出有系统的主张，成一家言。前此则断片的而已。虽然，后起的学说，必有所凭藉然后能发挥光大，故欲知思想渊源，非溯诸三圣以前不可。”[8]26而且在随后的第一章所叙述的，就是起自唐虞以迄春秋中叶，并分成三期，即为部落期，唐虞迄殷末约千余年；封建期，西周约三百年；霸政期，周东迁后至孔子出生前约二百年。他还说：“吾侪欲研究此三期之政治思想，当据何等资料耶？”[8]28那么，作为研究时代背景、时代意识和相关政治思想的材料，梁启超确定了以《诗经》《尚书》《国语》《左传》为主。可见，梁启超是述及上古而考察论证各种政治观念思想和命题的。 又值得参考的是，武内义雄在所著《中国哲学思想史》(汪馥泉译，商务印书馆发行，1939年)当中说：“在中国，有系统的思想底产生，以孔子为最早，因而，中国思想史应该从孔子着笔”；不过他又说，“孔子底思想，是基于更古的中国底民族信仰而产生的，所以，在叙述孔子底学说之前，先讲一下中国古代底民族信仰”。而且，他还说：“要说明中国古代底民族信仰是怎样的东西，这在文献很少流传的现在，颇为困难。”那么，武内义雄所认为的“‘人尽由天生’这思想，是中国古代民族信仰底中心”，就是依据《孟子·万章》中引据殷代名臣伊尹的话“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还有《诗经·大雅·烝民》中歌咏的“天生烝民”，说：“他们以为人底祖先是天。”[9]5当然，在论证中，周代的铜器铭文、《尚书·吕刑》《康诰》就成为他引述的材料来源。 此外，陶希圣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1936年，上海新生命书局；1942年修订版，重庆南方书局)，在第一编“人类之自然状态”第一章“自然状态的推测”当中先指出：“政治思想家常推测人类的原始社会的状态，以为他的学说的出发点。”而后，则介绍了“自然状态的两说”、“自然状态究竟怎样”的一些理论和学说。第二章即设“原始社会的思想”，而简要地概说自然主义、超自然主义和天人合一的观念等作为思想史的开端。从第二编“氏族时代”，便开始依据甲骨文、《尚书》《诗经》中的材料，比较详细地讲述商族和周族的社会制度与思想形态，特别述及商人的“僧侣贵族的发生”、“神权思想的势力”和周代的“僧侣之降落”、“武士与平民的等级”以及“明德”(合族、成军、为政、明德与明心)、“明刑”(刑德并称、氏族内部的制裁、征服与复仇)、“天与人”(以祖配天、神之主在德、神之主在民)的观念，等等。可见，陶希圣的这部思想史著作，是以原始社会为源头，商周社会为接续，展开其政治思想史的论述的。 对比上述这几部著作，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即如前所述，是以考察和论述“殷代的主要意识生产”为起点，对“殷代历法意识生产的起源”和“殷代‘卜’的意识生产”两方面问题进行了论证。 一方面，侯外庐指出，殷墟卜辞中“时的观念的成立”，即殷人历法的创造，特别是“祀时的历法”，“这是古代观念形态最主要的发明”，并且强调“它虽然相伴天体运动的神话想象，却是最早的合于科学的发明。所以我们研究中国思想史，首先提出这一意识生产”。侯外庐还说，这一意识生产，“通过了氏族制度，形成宗教意味的天文学。”[6]21、25 另一方面，侯外庐强调，殷人“卜”的宗教意识“是先行于国家形成过程而发展，至少可以说是和国家起源过程而为系统的生产”。因为殷人“社会内部既还保存了氏族整体的遗制，则在观念世界亦当然呈现出对待于氏族整体之上帝全能的思想。一切唯神，一切在卜”。侯外庐还指出，“崇拜祖先为宗教的原始形态”，“殷人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氏族，万方利用图腾信仰的时候，殷人即有祖先的原始宗教”，殷人之所以能够全族出征，经常战胜包括吕方、土方、马方等周边的部落，“在思想意识上亦有原因”，那就是，“祀先神显然比动植物图腾的旗帜是更为有力的观念武器”[6]25、26、28。 由上可见，利用和借鉴当时殷墟卜辞研究已有成果①，侯外庐审慎地将中国思想史考察和研究的起点确定在对卜辞所记载、体现和代表的思想观念及意识的各个方面。这和他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利用殷代卜辞考察中国古文明出现的年代问题的思路是相一致的。 此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则是集中围绕着周人的思想而展开论说。亦即“周人‘国有思想’及其前途”、“周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周人思想第一次的变迁”及其历史原因、“周代悲剧思想的先趋之路”。这些内容，在侯外庐看来，则是具有追寻思想史源头意义的考察，中国思想史之开端的基本特色也尽显其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