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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 90年代初，我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周新民研究馆员的书架上看到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一书，上面记载着父亲的笔名之一是“张西望——见于译著《俄》，广州人民出版社20年代出版。”另外，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14页上，关于《俄》的出版时间，写的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印行”。我觉得这些有关出版该书情况的记载比较模糊，与先父张西曼撰写的简历不符，而我遍寻北京图书馆 （现国家图书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近代史图书馆等很多单位的图书目录，均未见到馆藏有民九年出版的《俄》原书的痕迹，这就使我产生了一定要找到先父张西曼早年翻译出版的译著《俄》原版本的强烈愿望。 从1926年到1927年的《俄国共产党党纲》 我发现在先父挚友田汉之子田大畏任总编、历时十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这套大厚本的丛书中，记载了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里珍藏有先父张西曼1922年1月出版的《俄》并于1926年、1927年再版，还存有1923年的《中等俄文典》、1925年的《新俄罗斯》读本等重要情况。由于《俄》这部书的各个版本是我在读者阅览室书目中没有找到过的，所以我开始求助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从内部寻找。2001年3月在国家图书馆特藏部郭满旭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在普通读者查不到的新善本图书中存放的《俄》1926年6月的第五版和 1927年3月的第六版。虽然至今还没有在国家图书馆找到1922年1月初版（即第一版）的《俄》的踪影，但能找到《俄》的第五版和第六版已经是非常珍贵了。过去我一直以为作为“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二种”的《俄》在1922年初版后，只是在1927年再版过，做梦都没有想到从1922年到1927年的6年间，中国共产党组织将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竟然不间断地先后连续印了六版。 《俄》1926年6月第五版的封面与1922年1月初版的封面基本相同，最上面的一行字都是“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而在 1927年第六版的《俄》封面上部的横字从右至左写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书名仍是分为“俄国共产党”和“党纲”两排，左侧下角只有竖写的“一九二七年三月印行”，没有前五版封面左下角竖写着“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几个字。我想这本1927年3月印的《俄》第六版应该是移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印刷发行的，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也就是错误地以第六版的发行时间作为《俄》最早发行时间的依据吧！ 建党八十周年首见《俄国共产党党纲》1922年1月版 2001年是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也是先父诞辰106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了《肩负人民的期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图片展》。 7月4日《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了我写的《张西曼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文，在7月10日先父逝世五十二周年的这一天，我把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的消息告诉在党纲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谢荫明副主任，而谢荫明则告诉我一个更大的好消息，他在参观“肩负人民的期望”时，发现了先父翻译出版的《俄》的小册子，这消息使我倍感兴奋。 7月16日下午，当我走过展览大厅一转弯，在右手第一个高大的玻璃展柜的底部，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刊物”白底黑字的标签下面，摆放着一排已经陈旧发黄的小册子，我第一眼就看到先父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翻译出版的《俄》，书名上方有一行从右向左的小字，写的是“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这本书上红色竖写的书名分外鲜明，那是父亲的亲笔笔迹。我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四处寻找“踏破铁鞋无觅处”，却竟然“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俄》早期的版本，这种喜悦难于言表。 感谢各方的鞭策和激励 回首往事，我认为如果没有许许多多好心人的理解和帮助，我是坚持不下来的；我的关于《俄》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的观点，如果没有各位专家学者的指点帮助，更是不可能顺利形成并敢于公布于世的。 目前我找到的《俄》最早的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的广州人民出版社1922年1月的初版本，但除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作为“康民尼斯特丛书”系列印行的6个版本外，还应该接着寻找父亲张西曼在回忆简历中谈到民九年（1920年）出版的《俄》的原版本，1920年9月1日维连斯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证明该书确实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出版的，是《俄》中译本最早的版本，仍需要我不断进一步挖掘新的史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张西曼作为坚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为国民党1924年的改组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壮大做出的历史贡献永垂青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