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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宋史研究综述 2015年宋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出版论文集和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限于篇幅，现择要介绍。 一、政治史。专著有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李同乐《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实践——以北宋前中期为中心的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陈峰等《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祁琛云《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四川大学出版社）等。 顾宏义《“晋王有仁心”说辨析——兼及宋初“斧声烛影”事件若干疑问之考证》（《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晋王有仁心”一说实为掩饰“斧声烛影”之真相，以证明太宗继位符合“天命”而产生，且此说出现于真宗朝，与真宗继位前后的诡谲政局密切相关。范立舟《忠义之气：张齐贤对宋初儒学政治文化的构建及其政治实践》（《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宋初倡导“名节”的思想在张齐贤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贯彻，他宣讲的“忠义”观念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规范意识。张邦炜《重文轻武：赵宋王朝的潜规则》（《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宋代重文轻武论之所以备受质疑，原因主要在于重文轻武不是赵宋王朝的明规矩，而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对此质疑者往往以北宋初年的史实为例，或者对于重文轻武的简单化解释和绝对化理解。黄日初《“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辨疑》（《北京社会科学》第6期）指出，世传章惇所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实出自元人所修《宋史·徽宗纪》之“赞”语，明人《宋史纪事本末》、清人《续资治通鉴》相继沿袭并固化为史料，体现了史家对史料文本主动改造以适应道德化史观的历史轨迹。仝相卿《宋代墓志碑铭撰写中的政治因素——以北宋孔道辅为例》（《河南大学学报》第5期）考察墓志碑铭在撰写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从而导致历史书写呈现出别样面貌。杨高凡《包拯及其与同年关系论略——兼论包拯稳立宋仁宗朝之原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分析了天圣五年榜同年长期执政的局面及出现原因。 官制。专著有周佳《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究》（中华书局）、孟宪玉《宋代封驳制度与权力制约关系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等。 龚延明《唐宋官、职的分与合——关于制度史的动态考察》（《历史研究》第５期）认为，宋承唐制，官与职分离更甚，致官、职、差遣离而为三，成为常态；直到宋神宗元丰改制，“官复原职”，才结束了官与职分离的“紊乱”局面，确立起以职事官、寄禄官、职名为核心的新官制。古丽巍《北宋元丰改制“重塑”尚书省的过程》（《中国史研究》第2期）集中考察元丰改制后尚书省职能的“重塑”过程，及其如何在国家政务的运行中发挥职能。周佳《沟通内外：北宋閤门的位置与功能考论》（《文史》第2辑）指出，北宋外朝文德殿两侧的东、西上閤门主要承担庆礼、慰礼等礼仪场合的通进功能，而负有实际政务通进功能的閤门位置则移至内朝垂拱殿门。王化雨《从徽宗初年“覆奏”“同奏”之争看北宋的宰辅奏事》（《史学月刊》第7期）以《曾公遗录》的记载为中心，就覆奏仪制一事剖析了北宋的宰辅奏对。陈胜、乔楠《史述详略之间：北宋大朝会初探》（《史学集刊》第4期）指出，传统史家对大朝会的展现并非是全景式的，而是相对突出三个阶段：太祖太宗时期、仁宗天圣年间以及神宗元丰年间。李芳瑶《论北宋时期的“入閤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分析了北宋前期张洎、宋庠、欧阳修三人对“入閤仪”制度来源的不同认识及其原因。 北宋初期是古代行政区划由“道”制向“路”制转化的关键时期，顾宏义《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再考》（《兰州学刊》第3期）论证了自太平兴国六年至雍熙二年，两浙东北路改称的两浙路并“兼总”两浙西南路之推断是不可靠的，并考证了宋初建、南剑等州的改属问题。陈曦《进退之间：从羁縻诚、徽州的变迁看宋朝对诸“蛮”的治理》（《广西社会科学》第3期）考察了宋朝收复羁縻州前后的政策调整及其与羁縻地区治理之间的关系。任欢欢、左海军《两宋招讨使考述》（《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招讨使为军事使职，主要掌招抚、征讨寇盗贼盗事，在唐、五代时期一般由朝廷高级军政大员充任，北宋多由文臣充任，南宋大多以武臣充任，并有“便宜行事”之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