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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史。专著有刘炳良《北宋易学与变法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等。〔德〕苏费翔《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在朱熹的不同文本中，道统的谱系略有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哲学化的意味和“爱本朝”的思想。〔日〕佐佐木爱作著，钟翀译《宋代道学家的宗法论》（《人文杂志》第6期）认为宋学主流思想的宗法论仍然只是道学家们基于“复归经义”所阐发的主张，并未能推动当时现实中的亲族结合与宗族实践。李永斌《南宋时期天竺观音信仰的流传与影响》（《人文杂志》第9期）认为，天竺观音在宋室南渡后受到南宋历代帝王崇奉，对南宋政治、儒学、文学、民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尹承《宋太祖诞生神话表微》（《东岳论丛》第4期）对宋太祖诞生神话的构成情节进行具体解析，并考察了其在宋初政治史上的意义。陈政禹《宋元以来浙江妈祖信仰研究初探》（《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妈祖信仰最早传入浙江的时间在绍兴初年或更早，艮山、嘉兴和宁波都有可能是妈祖信仰的最早传入地。妈祖信仰在浙江的传播过程中，其神格得到了扩大，职能从护航扩展至司雨和平潮护海塘，而且出现了与碧霞元君混同的现象。王大伟《从〈大宋五山图说〉看南宋僧众生活方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通过研究南宋寺院中的把针处、东司、浴室等功能空间，指出宋代禅僧的生活方式实际是在不断挤压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个人对欲望的追求。 苗润博《〈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底本之发现及其文献价值》（《文史》第2辑）指出，新发现的湖南图书馆藏《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四库底本是现存诸本中最接近《永乐大典》所收《长编》原貌的版本，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及史料价值。李全德《米芾〈珊瑚帖〉“天支节相”考释》（《美术研究》第1期）结合大观元年这一《珊瑚帖》的创作年代，分析米芾与北宋宗室的书画交往以及徽宗时期的使相情况。张显运《也谈〈清明上河图〉中“少马无羊”——对黄仁宇先生的一点质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清明上河图》中之所以“少马无羊”与宋辽榷场贸易中辽国不许羊马出境无关，而与这幅画创作的时间、所画的地点、京师开封马羊的饲养情况以及官牧羊饲养的地点密不可分。淮建利《北宋苏颂撰王田墓志考疏》（《中州学刊》第12期）首次全文发表马固村王氏祠堂所存王田墓志文，并对墓志文所涉及的王田的履历生平、家庭状况、社会关系以及宋代的科举考试、行政管理、司法运作等相关问题作了探讨。 五、跨断代的研究。李华瑞《宋、明对“巨室”的防闲与曲从》（《历史研究》第5期）比较宋朝官户与明朝官绅地主、宋朝乡村富民与明朝庶民地主、宋明的盐商，指出宋代对“巨室”防闲遏制较明代为严，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士大夫的政治主张。王瑞来《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史学集刊》第4期）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 综观2015年的宋史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仍然受到学界的重视，成果最为集中。这其中既有政治事件的考辨，也有政治文化的探讨，特别是文书制度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不少成果对以往的研究有切实的推进和深化。当然也存在一些“炒冷饭”的嫌疑，或者是用新的术语改头换面，重复已有观点，或者是依照某种现成的模式，“填补”一些“空白”。二是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宋代经济史研究曾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但随着前辈学者的逐渐淡出，亟待有更多的年轻学者继往开来。三是环境史、海洋史、医疗史以及日常生活史等新的领域逐渐引起宋史学界的关注，未来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需要注意的是，除了选题上的新意之外，还应注意在研究角度或范式上的创新，这既需要加强向其他断代史学习，也需要跨学科的交流。 （本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