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丰田织布机的创造和传播是近代东亚工业技术演化的一个实例。丰田佐吉凭借“逆着潮流游泳”的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成功开发了丰田织布机这一技术产品，带动了日本工业化的发展。1920年代，通过拆解仿制，中国的大隆机器厂等企业也成功制造出丰田织布机。抗战胜利后，中国机器制造公司通过丰田的技术转让，获取了丰田式自动织机的制造能力。发明创新、逆向工程与技术转让构成了近代东亚工业技术演进的三条路径，后发国家需要凭借企业家的精神动力克服技术演化中的难关，尤其需以“非理性”的动机超越市场需求中理性决策对技术发展的抑制。对后进国的技术演化而言，意识形态起着关键作用。
    关 键 词：技术演化 技术转移 机械工业 企业家精神
    作者简介：彭南生(1963-)，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严鹏(1984-)，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

    技术变革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主要驱动力，但技术变革并非局限于单纯技术层面的历史运动，它牵涉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换言之，技术变革是文明变迁的一个切面。近代东亚感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压力，在工业化进程中也呈现出不同的技术演进路径，其影响一直延续至当下。本文拟以丰田织布机这一工业技术的物化载体为例，剖析20世纪前半期近代东亚工业技术演化的三条路径：发明创新、逆向工程与技术转让。当然，近代东亚工业技术的演化并非只有三条路径，这三条路径也并非绝对的划分，但透过丰田织布机在东亚传播的故事，可以看到后发国家技术变革的最基本模式。
    学界对近代中国棉纺织机械制造业已有所研究，其中不乏探讨技术演化的论著①。理论界对技术演化的研究可追溯至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在他看来，包括技术变革在内的创新依赖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的企业家精神②。熊彼特的理论以自由市场竞争为前提，然而，市场之外的政治、文化等因素对技术演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有鉴于此，莫基尔(Joel Mokyr)借助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构筑出“技术进步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技术发展受制于政治过程③。但莫基尔与熊彼特一样，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理论基础。本文则以丰田织布机的发明与在华传播为轴，考察后进国工业技术演化的形式与动力机制。
    一、发明创新：丰田织布机的诞生与演进
    棉纺织业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主导产业，当工业化扩散至东亚各国后，该业因其大宗消费品生产特性依然成为东亚早期工业化的主轴。不过，在中日两国，棉纺织工业都呈现二元化特征，即一方面移植了西方的新式大工厂工业，另一方面部分农村地区的棉织业在嫁接了现代技术以后得到保留。这一过程又普遍与城乡之间的“纺织分离”联系在一起，即城市新兴企业利用现代机器生产机制纱，供给农村工业织造棉布④。因此，在近代东亚，纺织机械中的纺纱机与织布机呈现出不同的演化态势。大体而言，纺纱机以直接采用新式机器为主，织布机则存在着纯手工业形态——半机械化形态——机械化形态的宽泛序列。在东亚织机发展史上，丰田织布机经历了从半机械化到机械化这两种形态的渐进演化过程。
    丰田的技术基础始于19世纪末的纺织机械制造。其创始人丰田佐吉1867年生于日本静冈县的一个木匠家庭，在少年时代学习了木工的基本知识。据丰田佐吉回忆，其家乡特有的棉织业氛围使他将注意力集中于织布机，“我们村子里全是农户，每户都有手工织布机。可能是环境的影响，我渐渐对这种机器发生了兴趣。有时我整天站在那里观看附近的老太太织布。我逐渐懂得机器运转的道理。看着织成的棉布不断卷起，我越来越觉得有意思，并逐渐产生了浓厚兴趣。”⑤1885年，日本的新专利法更加激起了丰田佐吉发明创造的激情。不过，丰田佐吉对织布机的兴趣显然也有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在德川时代后期，日本的棉织品流通已高度发展，至明治时代，一些地区农家的衣料由从前的麻改为棉，进一步促进了日本棉布市场的扩大⑥。然而，农村地区传统织布机的技术水平低下，又限制了纺织业的效率，丰田佐吉从中看到了改良织布机的经济效益，“如果能够通过提高纺织棉布的生产效率来降低其生产成本的话，就可能为全日本带来裨益。目前日本所使用的人工织布机实在是太粗陋了。如果能够对它们加以改进升级，就可以提高织布的速度。”⑦在确立了以织布机为发明目标后，丰田佐吉进行了大量试验，不断制造样机，乃至令其父大为不快，并被村民讥为怪人⑧。但丰田佐吉坚持从事发明。1890年东京劝业博览会召开期间，丰田佐吉曾每天前往参观进口机械，学者据此认为他可能由此受到欧美技术的影响⑨。此后不久，丰田佐吉发明了木制人力织机，可将生产能力提高40-50%，但这种手工织机在商业上并不成功。
    1896年，丰田佐吉又发明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窄幅木铁混制动力织机，这种织机适于批量织造白布和纺绸等产品。除了丰田佐吉以外，还有其他人也发明了类似织机。木铁混制动力织机容易制造，价格低廉，适合于资本比劳动更为稀缺的日本，它的使用，使日本部分地区的农村传统棉织业转型为新式农村工业⑩。1899年丰田佐吉与三井合作生产织机。此后，由于市场波动，丰田佐吉因研究经费被砍掉而与投资者不欢而散。值得注意的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一家大纺纱公司将丰田织机与几种进口机型进行了比较，在持续了一年的试验后，认为英国老牌厂商普拉特兄弟公司(Platt Brothers & Co., Ltd.)的产品效率更高，出品质量更好，便决定不买丰田织机(11)。1906年，丰田佐吉发明了环状织机。次年，丰田佐吉再度与三井合作，但又一次因投资者不愿在萧条时期保留大笔研究基金而失望，遂于1910年辞职并游历欧美。这次游历使丰田佐吉第一次对汽车工业产生兴趣，但当时他的心思还是放在织布机上。回国后，丰田佐吉自筹资金创办了丰田自动纺织株式会社，使用自己发明的动力织机织布，此后，他又在公司内建立了纺纱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公司利用战时景气迅速扩张，并于1918年改名为丰田纺织株式会社。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丰田佐吉重返自动织机的研制。此时，丰田佐吉获得了其子丰田喜一郎的有力协助。丰田喜一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工学系机械专业，毕业后进入其父的企业成为一名机师。丰田喜一郎改良了织机中的自动换梭装置，并设计出一种更好的断线自动停机系统。为了改良织机，丰田纺织株式会社于1924年在名古屋附近建立了一家实验工厂。丰田喜一郎先制造了30台样机并将其投入运转，利用这些样机的经验消除设计上的缺陷，两年后又用200台改进过的新样机再一次进行大规模试验(12)。1926年，丰田佐吉成立了丰田自动织机株式会社。1927年，丰田G型自动织机正式投产。此前，一名工人只能同时操作2—3台传统动力织机，现在却可以同时操作25台丰田G型自动织机，其效率之高，令普拉特兄弟公司于1929年购买了丰田专利。至此，20世纪前半期的丰田织布机完成了其基本形态的演化。
    丰田织布机的诞生与演进是一个发明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丰田佐吉是一个典型的熊彼特式企业家。熊彼特式企业家的灵魂是创新，需要有“逆着潮流游泳”(13)的勇气。丰田佐吉无论在从事发明之初面对父亲和社会的压力时，还是在与人合作面临研究经费短缺时，都选择了“逆着潮流游泳”。丰田自动织机株式会社刚成立时，仅以“生产和销售纺织机械以及其他相关机械”作为公司目标，但在丰田佐吉的一再坚持下，公司也把“对于上述方面的发明和研究”列为非常重要的任务(14)。对发明与研究的执著是丰田佐吉的独特个性，也是丰田织布机能被成功开发的保障。1946年，丰田佐吉的助手西川秋次在对宋子文讲述丰田公司的历史时，称丰田的经验“首要之件当自始力排赚钱之观念，所以然者，因将有益于人世之发明策进为一种事业，需要莫大之准备(其)故也”(15)。这是对丰田佐吉思想的鲜明刻画。西川秋次认为，尽管日本的三井、三菱和住友等大财阀都认识到机械制造业非常重要，但皆惧怕巨大的风险而“无意更进一步从事制造”，唯独丰田“以远非若辈可比之极薄弱之财力，为社会、为人类之福祉计，并为国家计，从事发明并策进为事业，不顾损失之大，力排万难，牺牲一切，艰苦奋斗”(16)。由此可见丰田企业家具有一种不为眼前得失所羁绊、敢于冒险创新的进取精神。然而，企业家的个性与发明家的天才在历史上是偶然性因素，很难被解释，要深入剖析发明创新这种技术演化方式，还必须从外部辨识诱发或协助创新的激励因素。在丰田佐吉的例子中，传统技术所累积的知识以及系统试验方法是丰田织布机能够被发明出来的技术性原因。丰田佐吉在从事发明之初，已经接受了传统木工训练，并靠对传统生产工具的观察了解了织布机的基本原理，最初发明的织布机只是一种手工业工具，也显示出其与传统技术的粘连性。丰田佐吉在发明木制人力织机时，制造了大量样机，这一方法可谓后来发明自动织机时设立实验工厂的前奏。只不过，丰田父子在实验工厂中采取的样机试验方法更加具有系统性与科学性。因此，在丰田织布机的发明创新过程中，唯一无法解释的是丰田佐吉头脑中的新想法如何具体生成，但传统技术知识的积累与系统试验方法为创新的实现起了推动作用。
    在技术活动之外，市场需求、思想意识与国家政策也都对丰田织布机的最终发明起到重要作用。无须赘言，棉织品的广阔市场需求是驱动丰田佐吉不断从事织布机发明的重要因素，不过，对丰田佐吉的创新活动而言，市场也具有抑制性的反作用。一方面，研制新型织布机需要大量经费，当市场不景气时，来自棉纺织业的投资人不愿意为机械开发这种长远活动花钱，这也成为以技术研发为导向的丰田佐吉早先屡次与投资人闹翻的原因。另一方面，日本作为后进国，机械这种具有技术含量的产品非其所长，国产机械在市场上易受先进国产品的打压。大型纺纱公司起初拒绝使用丰田织布机正是市场的理性选择。因此，在积累起足够的技术实力之前，丰田佐吉不得不先投资棉纺织业，在自己开办的棉纺织厂中使用自己发明的机器，再以棉纺织业赚来的高额利润投入对机器的研发。在这一“逆着潮流游泳”的过程中，对丰田织布机的发明起到重要作用的思想意识除了前述丰田佐吉对创新的执著以外，还包括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丰田的官方文献一般都强调丰田佐吉留下的“工业报国”的训诫，即企业要“为国家的发展和福利做出应有的奉献”(17)。实际上，在1922年至1924年间，丰田佐吉在其谈话和文章中，也公然宣称日本人要用行动“证明自己具有卓越的智慧”，消除西方人对日本只会模仿的偏见，誓言“我们将完全不依靠白人，而只以日本人的绝对力量完成一项大的发明。”(18)这种民族主义心态在精神上产生的动力不容小觑。到后来丰田转向汽车制造时，也是“依国家需要而注力于此”，并“力主利用日本自己之人力，而不雇用外人”(19)。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包括颁布专利法及举办工业展览会，都给了丰田佐吉发明织布机以激励和帮助。
    综上可见，丰田织布机的诞生与演进是一个熊彼特式企业家主导下的发明创新过程，这一过程在传统技术的粘连性、市场的抑制作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国家的协助性政策这四个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后进国特色。由于与传统技术的粘连性，丰田织布机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技术演化的渐进性，但最终还是实现了由手工工具到自动化机器的技术突破。由日本人自主开发的丰田织布机，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棉纺织业的发展，体现了发明创新这条技术演化路径的优越性。但在隔海相望的中国，以织布机为例的技术演化却呈现出不同的方式。
    二、逆向工程：中国企业对丰田织布机的早期仿制
    逆向工程(revere engineering)是依据既有产品，通过分析来还原其形成过程的一种方法，具体地说，是对既有产品进行拆解然后再复原的技术仿制行为。通过逆向工程，技术落后者有可能学会先进技术产品的制造方法。在后进国家，仿制是工业技术演化的重要途径(20)，而逆向工程往往是仿制的基本方法。在丰田式织布机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逆向工程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上海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是最早仿制日式织布机的中国企业之一。清末民初，该厂仿制了一种足踏布机，“此机一如藉汽力之铁机，惟架则易以木质。每机一日能织2尺宽洋线布100尺”。目前尚不能确知求新厂生产的布机属于何种款式，但其技术源头当在日本。值得注意的是，求新厂造出布机后，“初制时，无顾问者，爰自设一布厂于上海徐家汇，不过试其功效，非为获利计也，置机170部。不意开工后，布之匀净，功之神速，售价之高，劳逸之别，非手拉之机所堪比拟。见之者赏识不已，试办仅半年，仿行者不一其家”(21)。与丰田相似，求新制造的布机一开始也并不被本国市场接受，只好自行向下游产业扩张来解决销路问题。不过，在求新自办布厂之前，棉纺织业界的领袖人物张謇和荣德生已经有了将棉纺织业与机械工业连锁经营的主张，“棉铁联营”成为当时中国实业界发展纺织机械的战略共识，“棉铁合作为我中华爱国志士欲谋救国而大声疾呼久而未成之大事业”(22)。只是求新机器厂的主要业务为轮船制造，“棉铁合作”的实现将由其他企业来承担。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中国棉纺织工业的景气，也使棉纺织业企业家对纺织机械的国产化给予了更多重视。1922年，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的倡导下，中国铁工厂建成开工，出资人是上海及各地纱厂企业家，可谓“棉铁合作”的典范，其“原来注重，在造布机”(23)，即将织布机列为企业生产的重点目标。在技术上，中国铁工厂未走丰田式的发明创新道路，而是实行仿制战略，通过中方技术人员在海外机器厂的实习和调查获取技术经验(24)。在中国铁工厂的仿制对象中，包括了日本的丰田式与平野式铁制力织机(25)。与中国铁工厂几乎同时走上新式织机生产道路的中国企业还有上海大隆机器厂。大隆机器厂本来确定了以生产农机为主的企业战略，后在穆藕初的鼓动下尝试制造纺织机器。据该厂第二代企业家严庆祥回忆：“大隆制造织布机……还是穆藕初先生主持厚生纱厂时期。因藕初先生对先父鼓动，并借一部慎昌洋行进口的美国制织机仿造。曾分送若干部给厚生与申新纱厂试用。”(26)这件事情当发生在1922年或之前，因为直到1922年大隆机器厂才试制织布机成功并上市推销(27)。从严庆祥的回忆可知，大隆仿制织布机采取的策略正是对成品进行分析然后进行复制的逆向工程。由于穆藕初的关系，大隆最初仿制的是美式织机，但该厂企业家更注重从日本获取技术信息。1922年7月，严庆祥东渡日本考察，搜集了许多有关纺织机器制造的技术资料(28)。后来，大隆机器厂由仿制美式织布机改为仿制丰田织布机，据严庆祥回忆：“大隆对棉纺织机，从仿造织布机开始，向厚生纱厂穆藕初先生商借美制织机仿造。造成后，送请穆先生和荣宗敬先生等试用，结果不好。经多方研究改仿日本制(照英国泼拉脱机改进的)丰田式布机。第一批1931年春供应苏纶试用，结果良好。”(29)1927年时，大隆机器厂已将苏州的苏纶纱厂完全买下，实现了棉铁联营，将仿制的丰田织布机供给苏纶试用。限于史料，尚不能确定大隆机器厂仿制何种机型，但鉴于严庆祥称该种织机较英国普拉特兄弟公司的产品为改进，很可能就是自动织机。此外，1929年大隆在《工程》杂志上刊登过织布机广告，称其产品“设有游蔻装置(LOOSE REED)，倘遇打梭不佳，梭子中途停顿时，有此装置可免轧坏织品”，以及“设有断纬关车装置(FILLING STOP MOTION)使纬纱断头时或杼子用完时，织机自动停车”(30)。这两个装置都是丰田自动织布机的典型机关。据此，到1930年代初，中国企业已经能通过逆向工程仿制较为新式的丰田织布机了。
    逆向工程虽不似发明创新那样需要付出更多原创性的努力，但同样曲折艰辛。对中国企业而言，市场的抑制性反作用构成了最严重的阻力。同丰田佐吉早期遇到的市场不信任相仿，中国纺织机械企业的产品开始也不被本国消费者信任，这使中国企业在成长初期遭遇了严重的瓶颈。例如，大隆仿制织布机虽然受到穆藕初的推动与鼓励，但试制成功后，该厂向穆藕初所办纱厂推销织机时却不被接受(31)。再如，中国铁工厂是由棉纺织业企业家联合创办的，并得到实业界的广泛支持，其股东包括大生、申新、恒丰、华新、楚兴等全国各地的重要棉纺织企业，以及刘鸿生等大企业家(32)。该厂“股东多系实业领袖，而又为销售机器之大买主，其资本之筹集，制品之推销，对于该厂，可谓易于反掌”(33)，这本应是“棉铁联营”思想的一次极好实践。然而，该厂股东“迷于外货之恶习，未能开通一如常人”，“惑于自制之机器，而不敢轻于试用，宁使中国铁工厂濒于危机而购用外国机器，以为稳妥合算”(34)，终至中国铁工厂短短几年间就无法维持。可见，棉纺织厂由于不信任国产机器而不肯购买其产品，断绝了中国铁工厂通过市场销售实现自我积累的可能性，这就使后续技术发展无从谈起了。因此，早期中国棉纺织机械制造业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市场狭隘这一困境，换言之，自由竞争市场上的自然选择抑制了后进国工业技术的演化。
    丰田佐吉在克服类似的市场困境时采取了向下游产业扩张的策略，直接从终端市场上获取利润，再反过来回馈纺织机械工业的发展。在这一策略背后，丰田佐吉“逆着潮流游泳”的企业家精神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企业的棉铁联营本质上与丰田佐吉的策略是相同的，而机械业与棉纺织业的结合程度也决定了不同企业的命运。中国铁工厂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该厂股东虽为当时各大纱厂和实业界名人，但投资主体过于分散，利益既难协调，愿景又难一致，导致股本缴纳不足及不肯购买自造机器。从现有史料来看，也没有发现中国铁工厂与作为投资主体的各纱厂之间有任何强有力的协议要求纱厂从铁工厂采购机器，这就使“联营”徒有其表，缺乏约束力。与之相反，1927年，经营大隆机器厂的严家将苏纶纱厂完全买下，从而实现了大隆对于苏纶的绝对控制权，进而促使纺织厂接受机械厂的产品，用严庆祥的话说：“在常人看来，大隆是大隆，苏纶是苏纶，不知没有大隆，就没有苏纶之产生。”(35)这与丰田佐吉自筹资金兴办自己的棉纺织厂是一致的。也正是有了苏纶这个“大隆棉业机器之活动样陈列所”(36)，大隆在纺织机器制造方面才开始有起色(37)。但是，大隆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棉铁联营的市场控制战略，其背后也闪现着“逆着潮流游泳”的企业家精神。面对制造纺织机械初期的巨大困难，大隆的企业家没有退缩，“抱定棉铁事业以大隆为大本营之主张，不为利诱，不为势胁，只向专门制造之途径走去”(38)。在大隆的企业家看来，从事工业应“扩大思想，切弗为肥马轻裘、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富身家、遗子孙所腐化”，要“养成忍耐、刻苦、勤俭、沉毅、通力合作之思想，精诚坚定之信仰，百折不挠之伟大力量，以之宣劳工业，服务团体”(39)。如果没有这种“逆着潮流游泳”的企业家精神，则可能在20年代中期严家就把机械厂卖掉而转去经营更能获利的房地产生意了(40)。实际上，仔细比对严庆祥对棉纺织业界大企业家不信任国产机器的批判，与西川秋次对日本大财阀不肯涉足机械制造业的批判，两者在思想指向上具有微妙的相似相通之处。大隆厂企业家与丰田佐吉的另一个相同之处则是其企业家精神中也含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41)，那种要为素为外人所鄙夷的民族“吐一口恶气”(42)的思想意识成为企业家活动的强大动力。不过，不如丰田幸运的是，在大隆仿制织布机的经营活动中，当时的政府几乎未起作用(43)。
    在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大隆机器厂凭借着棉铁联营战略，以逆向工程的方法成功仿制了丰田织布机，但该厂在1930年代以后主要向纺纱机械发展，重心不在织布机。不过，若干小企业仍然依靠逆向工程致力于对丰田自动织布机的仿制。1942年，衡阳胜德实业公司即宣称“特制日本丰田式自动力织布机一种”(44)。抗战胜利后，仿制丰田式织布机的中国企业有力生自动织机厂、永生铁工厂等。力生自动织机厂为华丰染织厂所设，通过私人关系从嘉定嘉丰纱厂借得丰田自动织机后“照样复制仿造”才生产出自动织布机的(45)，也属于典型的逆向工程。至于力生与华丰的关系，无非延续了“棉铁联营”的模式。尽管这些小厂家可以仿制出丰田织布机，但其产量有限，难以实现规模扩张。不过，抗战胜利后，中国对丰田织布机的接受出现了一个偶然的契机，由此形成第三种工业技术演化的途径。
    三、技术转让：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与丰田自动织机
    抗战结束后，丰田主动提出向国民政府进行技术转让，以丰田佐吉得力助手西川秋次为代表的丰田员工对国民政府表示“抱有坚定之决心，愿竭尽其积五十年间之苦心而得之知识经验及全部技能，协助中国之纺织机制造，以贡献于其经济复兴”(46)，由此产生了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以下简称“中机公司”)。中机公司成立于1946年，“系以使用日本丰田式纺织机专利权、专造丰田式纺织机器为主要业务”(47)。中机公司为官商合办企业，官股占四成、商股占六成，官股主要为政府接收的日本在华资产，商股则为流动资金。在商股大股东中，唐星海、郭棣活、荣鸿元分别为庆丰纱厂、永安纺织厂和申新纺织厂的总经理，皆为棉业领袖，又形成“棉铁联营”的架构，与中国铁工厂的情形不无相似之处。据现有研究，中机公司获取的丰田式织布机之制造能力，为1949年后中国的织机量产化和以织机出口换取外汇奠定了基础(48)，基于此，则1946-1948年间中机公司的技术活动便很值得探究。与大隆等厂不同的是，中机公司不必对进口产品实行拆解仿制，在技术来源上有充分保障。但是，1946-1948年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波动极大，中机公司亦有其难关须克服。
    从技术角度说，中机公司既不需要从事高难度的发明创新，也比逆向工程拥有更稳定的知识来源，因此降低了技术研发活动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中机公司成立以后，包括西川秋次在内，一共有18名日本技术人员愿意留在中机公司工作。同时，中机公司接收了5071张丰田式纺织机图样，其中晒图4214张、原图857张(49)。为了充分发挥日籍技术人员的指导作用，中机公司领导人决定“采用在丰田厂已著有成效之技术方式”，即“所有厂中组织、施工、移库与成本会计等暂以丰田厂原有制度为准”，“仅拟将所用各词酌按华文字筹修，在必要时仍附注日文，俾中日人员均能一一了解，不生误会，不生歧异”(50)。中机公司实际上全面保留了原丰田在华企业的组织架构，只是更换了企业的支配权与行政管理权。董事长彭学沛、总经理黄伯樵等公司领导人一再告诫职员：“技术事宜由日籍职员主持一切，本国技术人员绝对不应有所怀疑及指摘，应全盘接受其指导，并只准虚心诚意学习。”(51)因此，以西川秋次为首的日籍技术人员仍充当着技术指导者的角色，中机公司相当完整地复制了丰田的技术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丰田的技术经验。事实证明，日籍技术人员确实将丰田的经验移植进了中机公司(52)。例如，中机公司从丰田移植了较为科学的车间管理体系：“在机构方面，因大量制造，保有同一规格之同一成品，故采用川流式连贯工作法(Conveyer System)，同时应用时间研究(Time Study)以测定时间及动作研究(Motion Study)以节省劳力，藉此增加各种工具机及其他设备之效能。”(53)可以说，丰田对中机公司的技术转让是中机公司能顺利仿制相关机械的最主要原因。不过，对于日本转让技术来源的稳定性也不能夸大。实际上中机公司仿制的丰田纺织机器并非最新型号。日本丰田总公司只是向中国转让一般技术，而将核心技术保留在日本。用丰田利三郎对西川秋次的话说：“重要之零件仰给日本，不重要之零件在贵地制造，苟在如斯之尊意范围之内，则愚见以为当可不伤丰田之体面，而遵如所请。”(54)据协兴铁工厂秦之燦对黄伯樵所言：“丰田G型自动织布机曾有几次改良，据学生知道，现在沪最新式者为D型，贵公司现仿制者为B型，与D型计有尺寸上不同零件53种，连形状改变者8种，缺少者56种，已不用者21种，全部约有19%不相同。”(55)因此，中机公司的中日技术人员为成功仿制丰田织布机还是付出了巨大努力。只不过，较之大隆等厂，中机公司在对技术细节的掌控上有把握得多，节省了逆向工程方式的试错探索等环节。
    从市场角度说，中机公司的境遇也比早期从事逆向工程的中国企业要好很多。一方面，中机公司得到了国民政府一定程度的扶持，另一方面，商股股东也对公司寄予厚望，而来自商股股东的支持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中机公司能够正式生产织机前，商股股东就下好订单，使公司的未来市场有所保障，此举被公司领导人解释为“纯系各位董事对于本公司之热心扶持”(56)。即使在资金周转困难时期，中机公司领导人也坦言“国内各纺织厂纷纷要求向本公司定货，生意不是没有，只怪本公司无法全部接受”(57)。当时中机公司有74家商股股东，为分布于全国的纺织企业(58)。与同为棉业巨子们投资的中国铁工厂相比，中机公司的命运有着天壤之别。可以说，中机公司技术开发面临的困难、风险与不确定因素均远远小于一般中国企业，在其早期根本不需要特殊的下游市场控制战略。当然，商股股东对中机公司的信任，与技术转让这种研发风险更低的技术路径恐怕不无关系。换言之，中机公司自诞生起就具备“顺着潮流游泳”的优势。
    然而，1946-1948年中国特殊的宏观经济形势使潮流日益变得不利于一般企业的经营。1948年公司第二任总经理许长卿在写给王蟾荪的信中诉称，公司“因原料及工资不断上涨，无日不在困难之中”(59)。这表明当时中机公司在生产与技术上已能较好组织，但恶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成本上涨，使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据公司年度报告，1948年12月，中机公司“财政状况之窘迫，为历来所未有也”。当然，这种窘迫并非中机公司一家企业的问题，至1949年初，上海“机器业现已大部停工，陷于瘫痪状态”(60)。财务状况的恶化给中机公司仿制丰田织布机的技术转移活动也造成了困难，因为按照丰田的方法仿造丰田织布机要耗费大量资金。具体而言，丰田式技术方法就是投入大量资源先期制造生产织机所需的特种工具。用中机公司的话说：“本公司以‘精密制造，大量生产’为业务方针，故于设计完成之后，实行制造之先，充分准备应用准确之机器工具。”(61)这一点是中机公司中日职员都引以为傲，并以之与实施逆向工程的中国企业相区别的(62)。然而，制造特种工具不仅极费资金，而且很容易拖累企业生产进度。中机公司原计划1948年2月能将丰田自动织机交付给客户，到当年1月，厂长沈莘耕却表示已经“无法达到预定目的”，其原因之一即在于“特种机器如双头铣床、活动磨床、墙板搪床、特形磨床等，俱为必需之专门机器，设计制造，均需时日，因开始较迟，约须至一、二个月以后，方能完成”(63)。但在黄伯樵看来，如不能按期交货，“公司对外信誉，势必完全扫地。即使如何宣传，如何标榜，亦将无人过问”(64)。因此，尽管中机公司在技术来源与市场保障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但1946-1948年的中国经济大环境还是给公司带来了与丰田佐吉和大隆机器厂等先行者相似的压力。
    如果中机公司迫于财务压力而降低技术活动的水准，则在1949年之前它很难顺利仿制丰田自动织机。然而，中机公司并未因短期压力而放弃丰田制造机器的技术方法。因为中机公司认为依靠逆向工程的中国厂家虽已能生产丰田自动织机，但那些厂家“多数仍不脱小规模手工制造之窠臼，既未置备模子、样板、夹具及其他必需之特种工具，制造技术亦不够水准，因而各部分零件之尺寸、线条及角度等，均参差不一”(65)。与之相区别，中机公司在先期准备工作上“投以巨资”(66)，“耗去一年之时间于树立大量生产之基础”(67)。对于这一点，西川秋次是相当坚持的。他反复对中方行政人员强调大量制造自用设备的价值(68)。这一理念在公司的年度报告中也得到了确认。因此，面对丰田技术方法与短期营业压力之间的矛盾，中机公司仍以主要资源投入技术移植过程，将营业目标控制在最低水准，而以多种辅助性手段缓解压力。例如，为了提高加工精度，中机公司决定自行制造一种专门磨床，但旁人认为这种专门磨床“恐要几亿才能造成，是否适合经济价值，极可注意”(69)。这一善意提醒清楚地表明了中机公司如果坚持丰田式技术方法，虽然在技术上能达到日本的先进标准，但可能耗资巨大而不划算。不过中机公司在财务恶化的情形下，坚持试制“特形磨床”(70)，为此“不时须向行庄透借，方能维持”(71)。中机公司这一战略选择其来有自，早在1946年2月西川秋次与宋子文会商公司筹建事宜时，就对宋子文表示：“钧座苟自始以图利为目的而拟创办纺织机器制造事业，恐难期大成，不若取消本计划之为愈，本人亦唯有敬谢不敏。”(72)丰田公司的技术至上理念通过西川秋次移植进了中机公司，使其在困境时能“逆着潮流游泳”。
    中机公司坚持技术优先的原则还因其作为“国策企业”的自我定位。早在抗战正酣时，国统区朝野上下就频繁使用孙中山首先提出的“迎头赶上”一词，渴望缩小与列强在科学与工业上的差距(73)。战后，中国接收的日本在华工矿企业在技术上比一般中国企业更为先进，为“迎头赶上”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机公司的设立可以认为是“迎头赶上”战略的具体落实。因此，在成立之初，中机公司的领导人将公司视为一个肩负特殊使命的企业。1946年5月，一份公司文件称“现在政府为从事战后建设，作迎头赶上之计划，业(已)与各国谋取技术合作”，而“此次政府接受西川秋次之建议与公司采用丰田从来之制度，亦技术合作之一端也”(74)。这就将中机公司的创立纳入到了国民政府“迎头赶上”的话语体系中，并视公司为政府技术合作战略的一部分。1946年9月1日，公司总经理黄伯樵在对职工致词中，解释了公司成立的使命，明确表示中机公司是“国策企业”：“本公司不是一个寻常的机器工厂，也不是一个寻常的纺织机制造厂。他是负有一种特殊使命的，表面上虽是一个公司组织，实际上却是一个执行国策的机构。这一个国策，是经政府提示，而又经国内纺织业大家拥护的。”(75)9月22日，职员龚积成在给高层领导的意见书中有“本公司有关国策”(76)一语，可视为公司内部对黄伯樵的思想迎合。1947年3月，在一份注明“请勿对外发表”的呼吁书中，黄伯樵承认中机公司“是一个纯粹的营业组织”，但他又说“本公司官股商股股东也并不以赚钱为目的”(77)。1948年6月，中机公司邀请中国技术协会部分会员参观，随后，中国技术协会在其会刊上介绍称，“到1946年1月31日，宋(子文)氏又召见西川秋次等，希望真能协助中国自制纺织机，西川氏表示这项工作非常艰巨，不能在短期内有成功获利的希望；宋氏就应允这事作为国家事业经营，决不惜任何困难与赔累，务必促成。”(78)这一背景性介绍显系由中机公司告知中国技术协会，反映了中机公司对其属于“国家事业”的一贯坚持。不管中机公司的商股股东是否真的“不以赚钱为目的”，公司领导人的自我定位意味着技术是公司最为关注的事项。无论其自我定位是否符合实情，这种超越一般经济理性而带有一定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思想，也成为中机公司“逆着潮流游泳”的重要动力。
    综上所述，尽管技术转让这种技术演化方式相比发明创新和逆向工程更为简单，但变动不居的市场形势还是会给企业带来压力。面对压力，能保障技术活动顺利进行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逆着潮流游泳”的企业家精神。而与丰田佐吉和大隆铁工厂一脉相承的是，中机公司领导人的企业家精神中也包含民族主义要素。此外，尽管国民政府对于中机公司的实际扶持并不见得有很大力度，但中国政府对于机械工业的介入，在1940年代已经远远超过1920年代。国家权力的介入是中机公司“国策企业”自我定位的来源，即使这种自我定位未必与事实相符，它所产生的受保护的“错觉”亦足以使企业对高成本技术开发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从而克服市场困境。由此可以推测，假如国家干预的力度更大，真切地为企业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下游市场，企业便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执行国策的机构”，专注于技术开发。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成为了重工业演化的最初逻辑。
    四、简短结论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丰田织布机的诞生与演化经历了东亚世界的剧烈变动。从最初的手工业工具到最终的自动化机器，丰田织布机的历程可谓东亚工业化的一个缩影。丰田织布机在中日两国的命运展现了近代东亚工业技术演化的三条路径：发明创新、逆向工程与技术转让。这三条路径确实存在着优劣之分。以整体经济绩效的提升而言，发明创新对经济转型产生的驱动力量是最大的。正是发明创新使日本从技术进口国转变为技术出口国。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工业企业的原生性技术力量构成了日本在东亚世界的技术领导权，成为提升日本国家在东亚乃至全球工业化体系中所占地位的重要基础。直至21世纪初，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技术优势是日本这个岛国面对中国雄心所拥有的最后的防御招数之一”(79)。与发明创新相比，逆向工程的门槛较低，但因为缺乏对基础原理的掌握，其技术水平是不稳定的。然而，对多数后进国而言，逆向工程是工业技术演化的主要路径，且逆向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发明创新的基础。实际上，在丰田佐吉最初发明织布机的过程中，也包含着诸如参观欧美机械这样的逆向工程元素。与逆向工程相比，技术转让更加稳定，也更加立竿见影，有利于后进国家在技术上“迎头赶上”，这一点在中机公司的案例中体现得很明显。不过，中机公司的例子过于特殊。因为当时恰逢日本战败，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从日本的技术转让中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技术资源。尽管如此，丰田还是未将最先进的技术传授给中机公司，这是技术转让的局限性。
    在三种工业技术演化路径中，一个明显的共性就是以企业家精神克服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需要乃发明之母”，市场需求作为技术创新的诱发因素，确实起着某种基础性的作用。不管是丰田佐吉还是大隆等中国厂家，其投身于纺织机械行业都因为棉纺织业乃近代东亚的主导产业，产生着高额利润的棉纺织业对纺织机械的改进有着迫切需求。然而，对后进国家来说，市场需求并非只有积极效应。在开放性的自由市场上，后进国的机械等技术产品在一开始时总是缺乏比较优势，在品质上不如进口产品，市场的自然选择实际上倾向于淘汰后进国自行生产的技术品。换言之，后进国的市场需求在自然状态下倾向于抑制本国厂商的技术升级行为。这一点从丰田佐吉早期遇到的挫折以及中国铁工厂的失败都能得到证明。要克服后进国市场对本国厂商技术升级的抑制作用，最有效的办法是为本国厂商建立一个能吸收其产品的保护性市场，使本国厂商不至于因为在一般性市场上的失败而丧失继续从事技术开发活动的能力。德国历史学派认为，保护制度是后进国发展成为工业强国的最有效手段(80)，实际上，后进国的技术品工业可以通过向直接消费品工业的扩张来建立此种保护制度，确保技术开发活动的高昂成本能得到补偿。无论是丰田佐吉向棉纺织工业的扩张，还是中国实业界反复出现的“棉铁联营”，都属于协助技术演化的市场控制战略。不过，要战胜市场的自然选择，就等于“逆着潮流游泳”。对单个企业而言，除了需要具体的战略以外，更需要实施逆潮流战略的勇气，这种勇气正是熊彼特所谓“企业家精神”。在近代东亚，追求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思想促发了获取先进工业技术的强烈动机，这种动机足以令企业“逆着潮流游泳”，也就构成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因此，对后进国家“技术进步的政治经济学”而言，意识形态起着关键作用。在后进国的技术演化路径中，完全基于市场需求的理性决策往往是短视的，而包含民族主义动机的“非理性”思想却可能保障技术开发的顺利实施。
    注释：
    ①中国早期棉纺织机械业的技术发展状况可参考彭南生、严鹏：《论20世纪20年代上海棉纺织机械业的技术创新》，《江汉论坛》2011年第3期，第88—93页。抗战结束后，日本丰田公司主动向中国转让纺织机械的相关技术，对此进行研究的成果包括：朱婷：《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留用政策”与“中机公司”》，《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4期，第161—169页；朱婷：《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历史再考察》，《史林》1999年第4期，第61—68页；富泽芳亚：《在華紡の遺産——戦後における中国紡織機器製造公司の設立と西川秋次》，森时彦编：《在華紡と中国社会》，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5年版，第183—206页；王颖琳：《中国紡織機械製造業の基盤形成——技術移転と西川秋次》，学術出版会2009年版；杨大庆：《留在中国的日本技术人员(1945-1949)：政治和技术之间》，刘杰、川岛真编《1945年的历史认识：围绕“终战”的中日对话尝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152页。
    ②熊彼得著，何畏、易家详译：《经济发展理论》，台湾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12页。
    ③乔尔·莫基尔著，段异兵、唐乐译：《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页。另见乔尔·莫基尔著、陈小白译：《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334页。
    ④日本的情形见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编，李星、杨耀录译：《开港与维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2页；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编，杨宁一、曹杰译：《产业化的时代》(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2页。中国的情形见彭南生：《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以近代民族棉纺织业为例》，《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第60—66页。
    ⑤大野耐一著，谢克俭、李颖秋译：《丰田生产方式》，中国铁道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⑥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编，李星、杨耀录译：《开港与维新》，第252页。
    ⑦佐藤正明著，王茁、顾洁译：《丰田领导者》，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⑧托马斯·K·麦克劳等著，赵文书等译：《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页。
    ⑨⑩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编，杨宁一、曹杰译：《产业化的时代》(上)，第319、214页。
    (11)托马斯·K·麦克劳等著、赵文书等译：《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第435页。
    (12)莫里斯—铃木著、马春文等译：《日本的技术变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13)熊彼得著，何畏、易家详译：《经济发展理论》，第101页。
    (14)佐藤正明著，王茁、顾洁译：《丰田领导者》，第4页。
    (15)(16)《关于创设纺织机制造事业与宋院长及彭主任会谈纪要(译文)》，1946年2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1。
    (17)佐藤正明著，王茁、顾洁译：《丰田领导者》，第2页。
    (18)大野耐一著，谢克俭、李颖秋译：《丰田生产方式》，第91—92页。
    (19)佚名：《丰田财阀成功史》，《中外经济拔萃》1939年第9期，第61—62页。
    (20)克利斯·弗里曼、罗克·苏特著，华宏勋等译：《工业创新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356页。
    (21)朱志尧：《上海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文明书局1911年版，原书无页码。
    (22)《严庆祥致李淇华、严庆瑞函》，原件无时间，从信中内容推断当为1930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459—1—503。
    (23)《中国铁工厂近讯》，1923年1月，1957年抄本，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藏荣家企业史料：01—003。
    (24)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5页。
    (25)王颖琳：《中国紡織機械製造業の基盤形成——技術移転と西川秋次》，第193页。
    (26)(29)《严庆祥答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提出的几个问题》，1979年7月，原件藏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感谢上海社科院的黄汉民先生提供此资料。
    (27)(3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9页。
    (28)秦建君：《师竹翁传——严庆祥先生逸事》，财团法人董氏基金会1990年版，第207页。
    (30)《上海大隆铁厂新出品之一》，《工程》1929年第4号，封底。
    (32)《中国铁工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数一览》，时间不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刘鸿记帐房档案：11—047。
    (33)(34)严庆祥为《上海工业》一书所写文稿，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459—1—467。
    (35)《严庆祥致张子樑函》，1930年1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459—1—503。
    (36)(43)严庆祥为《上海工业》一书所写文稿，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459—1—467。
    (37)《严庆祥答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提出的几个问题》，1979年7月，原件藏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38)《严庆祥致李淇华、严庆瑞函》，推断当为1930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459—1—503。
    (39)《上海光裕营业公司经理严庆祥先生劝同事书》，1928年9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459—1—498。
    (4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大隆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改造》，第10页。
    (41)彭南生、严鹏：《严庆祥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35—41页。
    (42)《大隆厂自制纺织机极为外人所注目》，《申报》1937年7月14日，第15版。
    (44)佚名：《胜德实业公司制造丰田式织布机》，《西南实业通讯》1942年第6期，第54页。
    (45)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下册，第740—741页。
    (46)《译录堀内干城备忘录》，1945年11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232。
    (47)中机公司发文(卅五)字第381号，1946年11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232。
    (48)王颖琳：《中国紡織機械製造業の基盤形成——技術移転と西川秋次》，第290页。
    (49)龚积成：《接收图样记录》，1946年6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77。
    (50)《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筹组经过》，1946年5月3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2。
    (51)《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文书》，1948年12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23。
    (52)(58)王颖琳：《中国紡織機械製造業の基盤形成——技術移転と西川秋次》，第97—99、59—61页。
    (53)《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制造丰田式纺织机器方法》，1947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232。
    (54)《丰田利三郎致西川秋次函译文》，1946年7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173。
    (55)《秦之燦致黄伯樵函》，1947年11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19。
    (56)《许长卿致西川秋次函》，1947年12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19。
    (57)黄伯樵：《为本公司经济情形危迫向同人呼吁加倍努力》，1947年3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194。
    (59)《许长卿致王蟾荪函》，1948年5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20。
    (60)《大公报》(沪)，1949年2月23日，转引自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下册，第780页。
    (61)(70)(71)《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三十七年度报告》，1949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449—1—484。
    (62)(68)《黄伯樵收到报告》，1947年10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19。
    (63)《沈莘耕致黄伯樵、许长卿函》，1948年1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19。
    (64)中机公司发文(卅六)字第1186号，1947年12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19。
    (65)(67)《介绍纯国产之“中国标准式自动织机”》，1948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242。
    (66)《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制造丰田式纺织机器方法》，1947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232。
    (69)《秦之燦致黄伯樵函》，1947年11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19。
    (72)《关于创设纺织机制造事业与宋院长及彭主任会谈纪要(译文)》，1946年2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1。
    (73)阎书钦：《国家与经济：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
    (74)《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筹组经过》，1946年5月3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2。
    (75)黄伯樵：《对第一制造厂暨分厂同人致词》，1946年9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194。
    (76)龚积成：《听S. Trone先生(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业计划顾问)于1946年9月21日午在上海新雅酒楼对本公司所表示意见书后》，1946年9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21。
    (77)黄伯樵：《为本公司经济情形危迫向同人呼吁加倍努力》，1947年3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192—23—194。
    (78)欣之：《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一瞥》，《工程界》1948年第7期，第4页。
    (79)克劳德·迈耶著、潘革平译：《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80)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7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