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较之以往都有了较大进步，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分别就某一特定问题展开研究。如近代湖南秘密社会、清代秘密社会的文化、晚清哥老会、清代民间宗教、近代广东会党、抗战时期山东秘密社会、山东民间秘密教门、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清代秘密结社、近代会党史、近代秘密宗教史、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应该避免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思维模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内容还应进一步全面化和细化。
    关 键 词：秘密社会 近代 研究 21世纪
    作者简介：邵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中国近代秘密社会的研究从20世纪初已经开始，进入80年代后开始进入社会史、政治史研究的主流，优秀成果纷呈，①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同时整理出版了一些原始资料，所有这些均为进入21世纪的相关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研究的最主要的成果当推200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谭松林主编的《中国秘密社会丛书》。②该丛书共有七卷，由十多位作者历时十载方告完成。
    由秦宝琦和谭松林撰写的第一卷《总论》论述了中国秘密社会的起源、社会功能及历史作用，回答了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的定位问题，如秘密教门究竟应该定位为“宗教团体”还是定位为“民间秘密结社”？秘密教门从其发展趋势来看究竟是必然发展成为正宗宗教，还是作为民间秘密结社必然走向衰亡？秘密会党究竟是清初明朝遗老为了恢复明朝统治而创立的“反满”团体，还是下层群众为了互助抗暴而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究竟是代表下层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革命组织”，还是下层社会中一部分具有反抗思想的人为了达到自己某种政治或经济目的而创立的原始形式的落后组织？两者在历史上起过何种作用，产生过哪些影响？历代政权对于秘密社会采取过哪些治理措施？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估这些措施等。由连立昌、秦宝琦撰写的第二卷《元明教门》，因未涉及近代，故在此不予评论。
    由曹新宇、宋军和鲍齐撰写的第三卷《清代教门》指出，清代是秘密教门充分发展的时期，不仅名目繁多，信徒剧增，而且有些是新出现的，如八卦教九宫道、在理教、大刀会等。其中第八章到第十三章属于晚清范围。③作者认为在晚清，随着民主革命的兴起，秘密教门逐渐开始向会道门转化。
    由欧阳恩良和潮龙起撰写的第四卷《清代会党》的基本内容是论述秘密会党的形成与发展。其中第三章第二节哥老会的初步发展，已经在讨论哥老会与近代湘军的关系问题了，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六节以及第六章到第八章完全属于晚清范围。④作者认为，清代是秘密会党形成与发展的时期，咸同年间粮船水手中的罗教信徒正式形成了青帮。辛亥革命时期秘密会党急剧分化，除少数会党首领接受革命党人的引导，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外，大多数会党仍然从事打家劫舍或杀人越货的活动，有些还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开始向黑社会转化。
    由陆仲伟撰写的第五卷《民国会道门》探讨和论述了民国有关会道门的一些基本情况，诸如其组织内幕、戒规、活动以及发展演变过程，勾画了这一时期会道门活动全貌的一个轮廓。作者认为民国年间秘密教门已转化为会道门。民国初年，秘密教门仍坚持维护和要求复辟君主专制，反对共和政体，许多教门首领还与清朝遗老的宗社党相勾结，企图推翻民国政府，复辟清朝统治。“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教门首领们又大肆诋毁民主与科学，宣扬迷信和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并且迎合失意军阀官僚的需求，宣扬坐功运气可成仙成佛等迷信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会道门头子又与日本侵略势力相勾结，充当汉奸。解放战争时期，会道门头子与国民党特务相勾结，反对人民革命。作者还说“尽管有些会道门，如红卍字会、万国道德会等，曾以兴办义学、赈灾、施诊等举动装饰门面，以救苦济难的假象欺骗群众。但是，说到底……他们无一例外地是为了吸引信徒，蒙骗群众，达到其敛财或者某种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如此说来，会道门举办公益事业的积极意义一点都不存在了。
    由邵雍撰写的第六卷《民国帮会》揭示了帮会向黑社会转化的历程。民国时期的秘密会党，大多演化为黑社会，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许多帮会首领成了军阀或外国侵略势力的鹰犬，有些本身就成了军阀、官僚，后来又与国民党相勾结反对共产党，一些帮会头子成了国民党的“党国要人”，大多数帮会组织变成了黑社会。
    由谭松林、彭邦富主编的第七卷由《当代会道门》与《当代黑社会组织》上下两编构成，其基本内容是新中国建立后会道门、邪教和黑社会的犯罪活动及人民政府对它们的取缔与打击。
    《中国秘密社会丛书》作者们以经过鉴别的、真实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为依据，将秘密社会放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秘密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它在历史上的是非功过，总结出秘密社会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规律，探究了历代中央和地方政权对待秘密社会的政策的利弊得失，为今天解决秘密社会问题提供翔实的历史依据和借鉴。
    2011年11月中国致公出版社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版了由刘平主编的《洪门与辛亥革命丛书》。按照主编的初衷，是要“从致公党角度，比较完整地梳理‘洪门的历史’、‘洪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两条线索”。最后形成了四本书，分别是李恭忠、黄云龙的《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孙昉、刘旭华的《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外一种：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人物传稿》、孙昉的《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与欧阳恩良的《西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刘平教授介绍丛书作者们的贡献在于：“其一，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辛亥革命，把以往人们忽略的东西清理出来。……其二，辛亥革命史研究还存在薄弱之处(最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诸多论著往往沦为应景之作)，必须加以深化、细化，有新观点，有新成就。其三，这套丛书在突出会党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强调洪门自身引以为骄傲的一段历史时，也对其在曲折经历中产生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可以知往鉴来。”
    《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重点描述了“由会党首领及其部众冲锋陷阵在前”的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起义、自立军起义、1906年萍浏醴起义与1907－1908年粤桂滇大起义。该书所探讨的问题是，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的革命者与作为传统抗争因素的会党是出于什么原因结合在一起？革命者是如何看待会党作用、怎样发动会党参与革命的？会党又如何回应革命者的宣传动员？作为主要支持力量的会党对革命的发起和推进有什么影响？下层群体经由会党这一媒介参与革命是否找到了自我解放的道路等。
    《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研究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的动态关系，主要说明了哥老会在西北地区拓展空间的过程以及同盟会与西北哥老会关系的演变过程。作者提出：西北地区成为哥老会驰骋的广阔天地，“与西北是多民族多文化并存的区域有关。……西北地区曾经是佛教和伊斯兰教入华的重要途径。……既然，西北地区能为这些异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宗教提供开放渠道，那么对哥老会的江湖侠义文化同样不例外。”无独有偶，《西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的作者也认为：“西南袍哥的生存发展也与这一地区传统的社会组织习俗紧密相关。在贵州，不管是苗族传统的议榔组织还是侗族传统的款组织，都与会党组织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因此，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会党组织一经传入贵州，很快便得到了贵州各族群众的普遍认同。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晚清时期，贵州传统的社会组织最终融入了方兴未艾的秘密社会之中，一些传统组织结构亦吸纳了哥老会、天地会等的因素。”这些结论具有鲜明的区域地方特色，值得人们注意。
    《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的视域转向了海外，主要考察了海外洪门最为集中的南洋和北美的情况，大洋洲、非洲地区洪门人士对革命的贡献也有所提及。同盟会及其后演变而出的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直至中国国民党与海外洪门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作者的重点关注所在。作者认为“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做出了极大的奉献，却未能得到应有的政治回报和待遇。这一历史现象的确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作者进一步提出，长期以来，我们对海外侨胞的经济索求大于政治回报。这种高度期望的索求和不平衡的政治待遇是否能加强海外华人华侨与国内的联系，一直是我们思考的盲区。
    毋庸讳言，由于《洪门与辛亥革命丛书》从创意策划到成书出版只有两年时间，带有突击性、纪念性的特点，因此有些缺点也在所难免。首先给人的印象是只是光大“洪门的历史”、总结“洪门的经验教训”，而没有很好地梳理“洪门的历史”。其次在总体设计时，在空间上的全面性考虑不周，无论从先前设计的八本，还是已经成书的四本，均忽略了华东与湖北首义地区，如此光复会、共进会及文学社所做的会党工作就无从阐释。第三，存在一些史实的错误。如《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作者在前言第6页称：“孙中山甚至加入北美洪门，取得‘洪棍’的名号。”正文第179页称，“袁世凯虽然积极拉拢洪门人士以对抗孙中山，但是对洪门的合法参政请求，也同样以敷衍方式来拒绝。”⑤又如《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的作者两次提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哥老会更是被当做反动会道门组织而遭到人民政府的严厉镇压”，我们不知道相关的史料依据在哪里？最后就是有些地方立论不够严谨。如《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第190页说：“海外洪门普遍意识到君主专制是造成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如果真是如此，为何在孙中山去进行“抽象的理论宣传”之前，海外洪门大多参加了康有为的保皇会？⑥又如《西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的作者在前言中提出：“过多地谴责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忽视了即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缺点再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毕竟是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代表，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处理旧式会党，“事所必然，也无可厚非”。这种提法我们难以苟同。历史研究就是要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必要的批评，就不可能真正达到这一目的。
    二
    除了大型专题研究丛书之外，众多的博士论文也将秘密社会史研究作为选题，在博士论文通过答辩之后，又经过精心修改，作为专著出版。这些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就某一特定问题的研究而言很可能是终极成果。
    彭先国的博士论文《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2001年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共分六章，较系统地阐释、解读了湖南会党百余年的发展历史，探寻湖南会党在近代历史上发生、发展的基本特点与规律。同时注意从史的角度，全面阐述湖南会党与社会其他各阶级、各阶层的相互关系。第一章探讨湖南会党发育的社会环境，交代了湖南秘密社会的基本特点。第二章从分析当时历史环境入手，对湖南会党与太平天国、湖南士绅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多层面、全方位的剖析，对有较大争议的“洪大全”问题也做了总结性交代。第三章交代了天地会与哥老会在湖南的交替以及湖南哥老会的组织特点与活动规律，指出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湖南哥老会占山据地，开始向集团化方向发展，成员结构也趋于本地化。其作用可以从反政府、惊扰社会生活和影响社会心理等三个层面去分析。第四、五章着重分析士绅与会党、近代型知识分子与会党相联络合作的历史动因、成败得失以及留给历史的经验教训。第六章介绍了进入民国以后会党的分化、演变。利用鲜为人知的公安部门在建国之初所作的调查统计资料，对民国时期国共两党对湖南帮会的政策等重大问题从不同的层面展开论证，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在肯定会党可被革命利用、会党首领也能为革命做贡献的同时，客观分析了会党最终为历史所抛弃的必然性。
    本书的不足之处是对湖南秘密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党系统，对民间教门系统的论述甚少。另外是概念上的一些问题，如该书的内容提要称“湖南近代秘密社会(或称会党)在湖南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这就直接将会党等同于秘密社会。作者在对民国时期的湖南帮会作开拓性研究的同时，对有些问题的分析论证尚欠深入。
    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的刘平的博士论文《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主要从文化角度着眼来研究清代的秘密会党与秘密教门。他指出如果忽视其“文化”内容就很难对会党作更深一步的研究。作者从哥老会自身的体制、经典文献、隐语传播、偶像崇拜以及举行仪式的地点等问题入手，分析了哥老会所载的《十条》和《十款》的内容以及象征意义。刘平认为，包括哥老会在内的会党与秘密教门一样，也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会党分子尤其是头目更多的是一些流氓无产者，他们以江湖义气相标榜，以巫术、宗教等手段固结人心。大多数秘密社会的叛乱，尽管其思想信仰中包含明显的反政府倾向，但一般都旨在敛钱、抢劫，因而也应归类于反社会类型。
    吴善中的博士论文《晚清哥老会研究》2003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晚清哥老会的起源、蔓延、发展与崛起的全过程，探析了哥老会的组织目标、结构和制度。作者提出，哥老会起源于川黔等地并无明确的政治主张或种族意识的嘓噜。在从嘓噜向哥老会的转变过程中，青莲教和边钱会等秘密组织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反映哥老会鲜明组织特色的“内、外八堂”、分天下为五旗、开立山堂等均承袭青莲教。而早期哥老会首领的职官“坐堂”、“陪堂”、“刑堂”，又直接来自边钱会的“坐令”、“平令”与“行令”；而且在立会方式、组织纪律、活动特点等方面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作者注意到了哥老会与其他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的互动，认为在从咽噜向哥老会的演变过程中，边钱会、青莲教起过重要的影响；湘军内部早就存在的盟誓结拜、结为“兄弟兵”的风气对哥老会的迅速发展有重要意义；在同治年间哥老会已经首先在两湖地区崛起；而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迅速蔓延与扩张是在同治、光绪年间，其中游兵散勇、客民、盐枭等势力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哥老会在长江流域迅速崛起并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势力和影响的秘密结社，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特别是这一区域近代社会经济的改组有着密切关系。
    《晚清哥老会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对海外哥老会研究的动态和资料还重视不够，对哥老会在辛亥革命与民国时期的活动及作用亦未论及。
    梁景之的博士论文《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200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评论说，该书“运用宗教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进行建构，从整体结构上研究民间宗教，在官方宗教与民间宗教的冲突中，认识民间宗教的生存特征、地方社会关系和合理利益观念；将历史透视与现实思考结合起来，对民间宗教的内容知识、生活逻辑、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进行综合阐释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马西沙研究员认为，该书“关注清代民间宗教的结构性研究，力图在信仰体系构成、宗教群体构成、宗教修持和体验、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关系四方面，勾勒出清代民间宗教实况”。根据作者介绍，“本书的主题是关于民间宗教的结构性研究。它关注的……是一定历史时期、主要是有清一代民间宗教整体上的结构模式、形态特点及其与乡土社会诸方面的关联等问题。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共时性的、构造性的研究，勾勒出一幅全景式的清代民间宗教的实态相”。这一理念在章节设计上就有表现，如第三章“群体的结构与活动”由“群体的形成与结构”、“群体的活动”、“布教者与信众的对话”等三节组成；第五章“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也是由“民间宗教与天灾人祸”、“民间宗教与乡村习俗”、“民间宗教与乡村政治”等三节组成。作者认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清代的民间宗教正是诸正统宗教下行于民间的一种通俗型、习合型、杂糅型、变体型的宗教形态。这种宗教形态即民间宗教，本质上与正统宗教的基层即民俗层面的正统宗教(如所谓的民俗佛教、民俗道教)并无二致，可以说民间信仰、底层文化构成了正统宗教与民间宗教的共同基盘”。而“民间宗教较之正统宗教，以其更加贴近于下层社会，因此常常又是民众生活特别是精神信仰生活的最为直接的体现。我们并不认为民间宗教必然走向邪教，也反对将民间宗教与社会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不加区别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的不足之处是书名与实际内容并不严格匹配，清代这一时间概念，理应包含清前期与晚清两个时段，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在这本书中看到的绝大多数是清前期的相关内容，而晚清部分基本没有提及。个别地方如第275页提到1910年东北地区的鼠疫是《鼠疫宝卷》成书的背景。至于被作者作为附录收录的“福建民俗宗教信仰的实态——以民间宗教活动者为中心的考察”是1996年到2000年进行的，就其内容而言当然与是近代有联系的。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欧阳恩良的博士论文《形异神同》，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归纳了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并以此窥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作者在进行比较史学研究的同时，又用心理学分析方法考察秘密社会成员的入教(会)心态、情感意识与伦理价值取向；用统计学分析方法明确秘密社会成员的构成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组织发展状况；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比较教门与会党之间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用民俗学理论探究秘密社会与民间文化、民俗事象的关系。作者在对中国秘密社会两大子系统进行较系统的比较后，就教门与秘密会党的共性与个性、中国“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出现于教门与会党之中的一些现象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雷冬文的博士论文《近代广东会党——关于其在近代广东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作者多角度地对广东会党从清嘉庆年间到民国初期的历史作了一番较系统的考察，说明了广东会党的发展变化轨迹，揭示其在近代广东社会乃至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描述了广东天地会在乾隆嘉庆年间的传布与发展，对博罗天地会起义作了具体考察；第二章主要考察了咸丰年间广东天地会的反清起义，分析了广东天地会与外国侵略者及广东士绅的关系；第三章讨论了广东天地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并将广东天地会起义与太平天国起义作了比较；第四章探讨了广东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反清同盟的形成过程与基础，论述了广东会党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反清斗争，并分析了其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扮演；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民初广东会党与革命党的冲突，着重分析了冲突的原因、特性与功能，并探讨了广东会党的匪化问题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第六章描述了民国中后期广东会党的发展情况，分析了广东会党与孙中山的进一步合作及会党与工农运动的关系，论述了抗战中广东会党的分化，剖析了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会党的极端化发展变化。作者提出，组织宗旨、组织成分、组织行为是三个至关重要的变量，不同地区与不同时期的天地会组织在这三个变量上会有所不同，因而不同地区与不同时期的天地会在组织性质上也会出现差异。根据广东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达目标的差异，作者认为广东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所扮角色可分为表现性角色与功利性角色，并对广东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失调作了分析。此外作者还分析了民初广东会党与革命党冲突的原因，认为这一冲突从功能论角度看不但具有反功能，而且具有正功能，即冲突加强了社会进步力量，加速了广东会党的衰败，并使新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有了可能等等。在研究的理论方法上本书也有所创新，除了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研究外，还借鉴了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与社会冲突论。在研究广东天地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时，运用了群体理论；在探讨民初广东会党与革命党的冲突问题时，使用了社会解组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在解释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会党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时又运用了以理性选择理论，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
    该书美中不足之处是时间界定不清楚。众所周知，近代是从1840年(道光二十年)开始的。作者将“清乾隆嘉庆年间天地会在广东的传播发展”作为第一章，⑦详细加以描述是不合适的。如果一定要写，也要有“近代前夜”之类的说明性语词，现在这种章名使人误认为近代从乾隆年间就开始了。其次，对于广东天地会与海外洪门的关系、广东天地会与港澳地区三合会的历史渊源关系等问题尚未展开研究探讨。第三，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运用与社会史相关的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还不够。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梁家贵的博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秘密社会研究1937－1945》。该书以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为主线，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具体分析了秘密社会、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日本侵略者三大政治力量在山东地区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既明确指出了山东秘密社会的落后性、破坏性，也实事求是承认了它们的群众性和参与抗日的可能性与积极性。作者认为：“国共两党对山东秘密社会基本都采取了‘利用’的政策，所不同的是，国民党为了巩固其一党专政、排斥打击其他政治势力尤其是中共力量而拉拢利用秘密社会，中共则是从全民抗战的立场出发，积极团结、争取它们抗日，并在斗争中改造它们。而日本侵略者在山东对秘密社会的政策是‘以鲁制鲁’，即利用、操纵山东一些教门、帮会势力，充当汉奸鹰犬，残害民众，围剿抗日力量。但在山东全民抗战的声浪下，一些教门、帮会分子逐渐认识到投靠日本侵略者没有出路，也投入到抗战中来。直至抗战胜利，日寇利用、操纵山东秘密社会，‘以鲁制鲁’的阴谋终告破产。”⑧其结论是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不足之处是本书对于山东地区民间秘密教门、帮会等组织的内部结构、宗教信仰、结拜仪式、隐语暗号、帮规条例等研究不足。这些内史可以不作为论述的重点，但不能没有必要的交代，否则有损完整性。
    2011年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高鹏程的博士论文《红卍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研究(1892－1949)》。该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红卍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的缘起，将红卍字会社会救助事业纳入传统社会救助事业和晚清义赈进行考察；第二部分论述红卍字会社会救助事业，具体分为常设社会救助机构即“永久慈业”和流动社会救助即“临时慈业”两大类，客观论述了红卍字会的战事救助、灾荒救助以及对外社会救助，评价了各类社会救助的效能；第三部分论述了红卍字会在民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的艰难处境。作者认为，红卍字会是民国时期具有全国规模的宗教性社会救助团体。它源自道院，是道院行慈修道的机构，道院信仰是其从事社会救助事业的原动力和精神支柱。红卍字会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绅商阶层，其社会救助事业继承和发展了红十字会、中国传统社会救助事业及晚清以来义赈的救助理念和方式，其兼容并蓄的精髓与其五教合一的道院信仰一脉相承。红卍字会各会在从事社会救助事业的过程中结成了社会救助网络，它所进行的社会救助事业客观上起到了扶危济贫，救死扶伤的积极作用。在当时特定时代背景下，红卍字会的信仰诉求及固守不涉政治原则的努力并不切合实际，因此只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该书的欠缺之处是对于红卍字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还不够细致，另外尚未开展和其他社会救助团体的比较研究。
    三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专家学者也相继推出专著，发表见解，引人瞩目。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既是一部详尽的调研报告，也是一部严密的学术著作。其中以大量的调查资料对一炷香、八卦教及其分支离卦教、九宫道、一贯道、一心天龙华圣教会、红枪会等九个重要教门的历史做了深入的分析。根据路遥介绍，“本课题从开始调查、撰写到最后定稿，其间历经了多次讨论与修改，工作时断时续地进行了近十年之久”，真可谓“十年磨一剑”。作者从历史学与社会学角度，勾勒了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历史与概况轮廓，解读了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制订的许多灵文、咒语或法语，这些文本多系不伦不类充满封建迷信，又佶屈聱牙十分难懂。作者坦言“要批判它就必须先读懂它，为此曾耗费了我的不少时光。即使这样，在本书中仍有不少论述不尽如人意，无法予以通俗阐释”。另外，书中所列的山东秘密教门只有九个，“即以重要教门论亦非全面，还有一部分留待他日补充”。第三，由于需要花费长时间大量翻阅地方文献去钩沉、稽考，该书尚未涉及民间秘密教门的生成、依存与社会生态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诸因素的关联等重要问题。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秦宝琦的《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该书系统论述了清末民初秘密教门如何从以下层群众为主的结社组织蜕变为以官僚、地主、商人为主的会道门；部分秘密会党如何从下层群众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的结社组织蜕变为黑社会组织。作者力图从阶级构成和活动、社会功能两个方面说明清代三大秘密会党与民国年间的帮会、黑社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作者在第7页上正确地指出：“清代农民起义中，有许多都是由秘密会党所发动和领导的，如天地会系统的有清代前期的林爽文起义、陈周全起义，晚清的上海小刀会起义、闽南小刀会起义、两广天地会起义、清末广西天地会起义以及辛亥革命时期海内外洪门支持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的斗争等；哥老会系统的有长江流域的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贵州、陕西等省哥老会积极参加革命党领导的武装起义等。这些斗争，在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在第9页上作者又说：“随着中国近代进程的发展，秘密社会必然发生蜕变。其中秘密教门从下层群众中带有宗教色彩的秘密结社，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卫道士和失意政客为主体的会道门；秘密会党也从下层群众中为了互济互助或自卫抗暴的帮会组织，大多蜕变为军阀官僚角逐政坛的工具或危害社会的黑社会组织。”看来作者主观上是想把历史上的秘密会党同当代黑社会区别开来，既看到它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又看到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然而作者在某些具体提法上又往往自相矛盾。如第8页上作者认为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活动，这时却未能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既然否认会党是辛亥革命时期推翻清朝统治的历史合力之一，那么它们又怎能如作者前面所说“在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呢？在该书中，秦宝琦又将“清末民初”定为“清代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到1931年之前，即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历史时期”。因此“上海青帮及其向黑社会的蜕变”以及“蜕变后的上海黑社会”就成了该书第十一、十二两章的标题。但是上述时间界定能否成立值得怀疑。首先，“清末”一般指辛亥革命前十年，再宽泛一点从光绪年开始。因为自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曾经出现过所谓“中外和好”，同治中兴、同光新政、洋务运动等，说清末开始于同治为时过早。同样，“民初”一般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最多也只到1916年袁世凯称帝暴亡。不知秦先生将“民初”延长到1931年之前究竟有何根据？
    2005年学苑出版社继1993年、1994年分别出版秦宝琦的《中国地下社会》第一卷(清前期秘密社会卷)、第二卷(晚清秘密社会)，后又出版了第三卷(民国会道门与黑社会)。秦宝琦在第三卷中认为，“民国年间的洪门，来源于清代的天地会与哥老会，青帮也来源于清代漕运水手中的行帮组织——安清道友等。不过，民国年间的洪门或青帮，均已经不再是下层群众的互助和抗暴性质的组织。……有的蜕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有的蜕变为黑社会组织，只有从海外洪门演化来的中国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民国年间的会道门也是同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不仅表现在两者大多有组织方面的渊源关系，而且会道门歪理邪说也大多来源于秘密教门的基本教义。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已经不同，因此，其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也就必然有所区别。……民国初年的会道门，则成为官僚、军阀聚集实力，角逐政坛的工具，或成为具有政治野心的教主企图建立神权统治的工具，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会道门中大多数投靠日本侵略者，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他们所宣扬的‘三期末劫’说，完全是当代邪教所宣扬的‘末世论’，是为了用这种恐怖邪说，诱骗、胁迫人们加入其中。”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但作者接着说：“明清秘密教门曾经把为人看病作为吸引徒众的手段，而民国年间的会道门则利用为人看病，残害生命。”这一提法很难令人接受，同样“为人看病”，凭什么到了民国年间就变成“残害生命”了？难道民国会道门“为人看病”的初始目的不是为了“吸引徒众”，就是要“残害生命”？果真如此，为什么参加会道门的人不见减少，反而增加？
    2008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秦宝琦、孟超的《秘密结社与清代社会》，全书共设十五章，其中第五到第十五章全是晚清的内容，可见该书论述的重点在近代史板块。该书第44页称“清末民初秘密教门大多蜕变成了会道门，成为军阀官僚或外国侵略者的工具，也就谈不上有任何积极意义了”。这种全盘否定与历史事实是有较大出入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众多的会道门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抗敌积极表现⑨又该如何解释？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了邵雍所著《中国近代会党史》，该书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着手对会党史进行全面的考察。“从纵向上来说，作者既爬梳出会党自清代以来的神秘起源、各地蔓延、异军崛起以及日趋灭亡的发展轨迹，同时还着重探讨了会党的成员构成、社会功能、活动特点、组织目标等。从横向上来说，作者借助会党在近代中国产生、发展、消亡这一主线，勾勒出会党在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与历届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⑩将会党的兴起、分化及流变都投放于区域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是该书的重要特色。为了凸显太平天国时期会党运动的区域化特征，作者特意精选闽南小刀会、上海小刀会、两广天地会、湖南“征义堂”、江西“边钱会”、浙江“金钱会”、台湾“八卦会”等区域性的会党起义为研究个案，如此安排既反映了整个会党群体的共性，也展示出这些组织各县地域的或时期的较大差异。该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是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会党的表现与义和团运动后会党的反洋教斗争，实为以往学界研究会党史的薄弱环节。在客观描述会党史实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会党群众一贫如洗、一无所有，往往比其他人更倾向于使用非法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同盟会联络会党进行武装起义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会党在与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斗争中有过比较积极的表现，也有不光彩的阴暗面。会党毕竟是少数人的利益集团，其政治的责任感与方向感比较模糊，这就注定了它具有极强的游离性和善变性。”(11)
    2010年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邵雍编著的《中国近代会道门史》，该书聚焦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期，重点探讨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会道门在中国近代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用较多的篇幅重点论述了各种会道门的组织结构、社会功能以及政府、会道门群体、民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潜在紧张和社会矛盾。作者注重史料挖掘，力求展开细密的实证研究。“在论及太平天国时期八卦教鲁西北起事时，作者依据《宋景诗档案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等各类史料爬梳了八卦教鲁西北起事的具体经过，揭示了八卦教曾积极寻求与教外反清势力捻军合作的史实。在对丁宝桢奏折的解读中，作者认为张玉怀和宋景诗应归属于离卦而不是坤卦，进一步明确了这次起事的组织关系，作者还重点描述了起事中宋景诗这一支黑旗军先起事后投清然后又反清的活动轨迹，同时指出起事中反复多变的还有张玉怀的黄旗军、从士钦的白旗军等，说明了八卦教在政治上的投机性和妥协性。”在论及义和团时期九宫道的表现时，该书作者在细心勘比《清季野闻》、《金銮琐记》等有关史料后提出：“在1866年派兵剿办苍岩山的不可能是直隶总督李鸿章；1900年应召进京的是普净而非普济，进而指出九宫道参与义和团运动一说难以成立。”(12)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收录了曾受邵雍教授指导的12位学生的14篇论文。这些论文或以个案为研究视角、或以时段或以区域划分，对某一特定会道门组织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例如张爱华分三阶段对20世纪20年代红枪会在河北的活动进行了论述；曹礼龙梳理了抗日战争时期红卍字会在上海的战时救济工作，肯定了它对民族革命所作的贡献。该书精心收录了同善社佛堂像、四川教匪图、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会员的装束图等二十余幅历史图片，不仅是印证史实直观证据之一，而且可以直观展示会道门的社会形象，发挥文字叙述所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出版的刘平《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从宏观层面探讨中国秘密宗教的基本内涵。作者认为秘密宗教史是中国秘密社会史的重要内容，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反抗有很大关系。“秘密宗教是指具有一定组织形式、反抗精神的民间教派与宗教异端，由于政府、合法宗教与主流社会的压制，被迫在地下传播，一般也被称为‘邪教’。”它是传统小农社会中的一种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相结合的社会组织方式，带有宗教性、边缘性、非法性和暴力性等特点。作者以明代中后期兴起的、以无生老母和三佛应劫救世为信仰核心的各种民间秘密宗教教派这条线索为重点，讨论了中国秘密宗教的形成，并着重分析论述了明清秘密宗教诸层面，探究了中国秘密宗教的上下、内外以及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其中第二章“中国秘密宗教的演变”的第二节与第三节论述的时段是中国近代史。(13)刘平认为：“民国时期，民间教派演变为会道门，并形成自身武装(如大刀会、红枪会)，与各种政治势力折冲樽俎，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扫除旧的社会势力，取缔会道门成为一场运动。”然而会道门旧势力并没有真正消失，“一旦时机合宜，种种名目的民间教派仍然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掀起一层层波澜”。他的意见值得思考。
    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向学术界宣告了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研究将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向政治史领域高调进发。该书以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作为谋篇布局的基本要素，共分“秘密社会与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时期的秘密社会”、“中国共产党与城乡秘密社会”、“秘密社会与土地革命”、“秘密社会与抗日战争”、“秘密社会与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秘密社会走向没落的“最后的较量”七章，将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一直下延到现当代。作者“兼顾了‘短时段’与‘中时段’的历史叙述，即突出了与革命相关的秘密社会活动和事件，兼及这一时期各地主要秘密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充分展示出近现代秘密社会的性质、功能(主要是社会整合功能、精神归属功能、道德教化功能和健身强体功能)、特点(普适性、落后性和反复性)及其乱盛治衰的发展规律。”(14)作者充分注意到秘密社会中帮会与教门两大部分的平衡，加强了对后者的研究，其中关于悟善社、宗教哲学研究社等内容在其他学术著作中多语焉不详，大同民主党则未被提及，具有原创性。本书的亮点是关于中共与秘密社会关系的论述。作者利用新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相关档案资料，第一次较为完整地介绍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对秘密社会的观点及其策略的变化。作者认为秘密社会对中国革命从组织、过程到结果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作者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秘密社会工作上的一些失误，认为中共党组织和红军对加入革命队伍的帮会警惕不够、改造不及时还只是个别地区局部存在的问题。在全局上，党组织和红军在帮会工作方面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偏见，犯了“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共在处理与秘密社会的关系上，从最初的缺乏经验到后期的游刃有余，也为其政权的稳固奠定了基础。
    该书的不足之处是“秘密社会史本身的发展脉络有待进一步强化，区域社会文化环境与秘密社会兴起、发展的关系，城市化、移民、游民与秘密社会的关系，海外移民、华人会党与近代国际秩序的建构”(15)等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展示。
    综上所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较之以往都有了可喜的进步。但是毋庸讳言，还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首先是指导思想方面，急需纠正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思维模式，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次是在研究内容上要兼顾内史与外史，既要宏观研究，又要微观研究；既要定性研究，又要定量研究；既要静态研究，又要动态研究；既有国内研究，又有涉外研究。第三是对秘密社会的研究还有待细化。就区域近代秘密社会研究而言，目前只有湖南、山东，后者还只是抗日战争时段的；就帮会研究而言，关于天地会、哥老会、海外洪门均有学术专著，还有上述的《近代广东会党》，但是关于青帮的专著还没有；至于会道门，已有的研究局限在一贯道、红卍字会等几个组织，还有《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但是关于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在理教、悟善社等尚无专著，这些都是需要有关研究者们继续努力的。
    注释：
    ①参见邵雍：《中国帮会史研究的世纪回顾》，《社会科学报》，1998年3月5日。
    ②秦宝琦、孟超在《秘密结社与清代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上说《中国秘密社会》(七卷本)是“20世纪末出版的”，大误。
    ③第八章为“八卦教”；第九章为“青莲教”；第十章为“清末的一贯道”；第十一章为“清代教门的代表性经卷——《九莲经》”；第十二章为“清代秘密教门内部的神话”；第十三章为“清政府对秘密教门的对策及其得失”。
    ④第五章为“清代会党起事”；第六章为“近代会党的反教会特权”；第七章为“清末会党活动”；第八章为“海外华人秘密社会”。
    ⑤参见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8、114页。
    ⑥参见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第16页。
    ⑦第一章“清乾隆嘉庆年间天地会在广东的传播发展”第一节“天地会在广东的传播发展及其社会根源”包括：一、乾隆年间天地会在广东的传播；二、嘉庆年间天地会在广东的发展；三、天地会在广东传播发展的社会根源。第二节为“嘉庆年间广东天地会的特点”。第三节为“嘉庆年间广东天地会的性质”。第四节“陈烂屐四天地会起义”包括：一、起义的经过；二、起义在广东会党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三、嘉庆年间广东天地会引发的广东社会的变迁。
    ⑧蔡少卿：《梁家贵著〈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秘密社会研究出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⑨参见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第375－377、396－397、403－404页。
    ⑩胡海英：《以史为据 客观严谨——评邵雍新作〈中国近代会党史〉》，《历史档案》，2011年第2期。
    (11)胡海英：《以史为据 客观严谨——评邵雍新作〈中国近代会党史〉》，《历史档案》，2011年第2期。
    (12)江斐：《解读近代秘密社会的新钥》，《博览群书》，2011年第1期。
    (13)第二节“晚清、民国时期的教门——会道门”包括：一、晚清、民国时期的有关法律；二、晚清、民国时期教门——会道门活动概况；三、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教门——会道门。第三节“新中国初期的取缔会道门运动”包括：一、建国初期道门活动概况；二、取缔会道门的步骤和方式；三、取缔会道门的成效。
    (14)江斐：《解读近代秘密社会的新钥》，《博览群书》，2011年第1期。
    (15)姚霏：《向政治史领域进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2日。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