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9日晚8时56分，北京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儒藏》总编纂汤一介先生在京逝世，享年87岁。汤老除了生平值得被细细品味以外，其在中国思想学术界也是“国宝”级别。本版试图为读者呈现这位国学泰斗的主要学术成就。 文/本报记者 王睿 图/新华社发 中国哲学 给中国哲学史研究提出了创新的方法论 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两本著作代表着汤一介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上学贵自得的创新精神。 汤一介在北京大学讲授的《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在1993年被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在书中，汤一介厘清了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并通过魏晋玄学范畴的研究寻找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这本著作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次创新尝试，突出地研究了“自然”与“名教”之间的冲突调和方法，并以此作为研究整段玄学发展史的方法。他提出，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就是在解决“有”和“无”的讨论中不断发展的。 《郭象与魏晋玄学》更是被学界一致评价“体现出汤先生细腻工巧的哲学思辨性格，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突破”。之所以称这部著作是一个突破，主要是因为汤一介在研究方法上冲出了唯物与唯心这个二元框架的教条束缚，着眼于哲学史自身演变的轨迹，提出一套创新的方法论，对于往后的哲学史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汤一介因研究玄学而涉足道教领域所，他撰写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也被称作“研究道教不可多得的佳作”。在书中，他特别提到必须要把“宗教”与“迷信”区别开来。通过肯定“宗教”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讨论了道教思想、道教仪式和他的组织形成。而他在这个时期对于玄学和道教的研究，都有意识地突破长期以来极“左”思潮的干扰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注重强调哲学史本身就是认识史，提倡研究哲学史本身特有的问题。 文化研究 在历史中反思文化转型的方式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汤一介开始反思文化转型的问题。他提出，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各种文化将由其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大小。 立足中国，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仅只是一个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更深层的应是一个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文化问题：“特别是没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现代化必然会落空。” 汤一介把文化的发展分为“认同”和“离异”两个不同阶段，所谓“离异”正是文化的批判和扬弃，打乱主流文化的既成规范和界限，也是转型。未来中国要如何完成文化转型，汤一介依然在悠久的中华民族历史寻找破题之道。在《论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合力》一文中，他就曾经以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经验作为例子，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双向选择的结论，提出在文化转型期对外来文化要采取“在非有墙与非无墙之间”的态度。 而且，他还通过分析比较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三段文化转型时期：即春秋战国、魏晋六朝和五四运动以降。对这三段时期所存在的文化力量——文化的保守主义、文化的自由主义和文化的激进主义进行系统分析，汤一介认为，过往学界认为“只有激进主义对文化的发展才有推动作用, 而自由主义特别是保守主义则是阻碍文化发展的”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从而提出学术文化的发展必须是多元、具有张力，通过互相的搏击推动来形成文化合力，才能让学术文化得以发展。他说：“当前中国文化应该走上一条多元发展的路才是正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