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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创建 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 受到研究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在1998年汤一介就提出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的疑问，以此开启他对中国“解释学”的探索。 汤一介提出，比之西方，中国有更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其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但我们至今还没有一套自觉地把“解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于是，其后的两年，汤一介为此陆续发表了《能否创建中国解释学》、《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和《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等四篇论文。在这几篇论文当中，他提出在创建中国解释学，必须要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做一个系统的梳理，还要搞清楚经典的注释中“文字学”、“考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在解释经典中的定位。 面对质疑，汤一介通过大量的中西方哲学对比，与当时学界主流认为“已经有了西方的解释学，没有必要创建中国解释学，不必跟着西方的学术路子走”的说法进行抗辩。 文化传承 编纂《儒藏》，以史为鉴 2003年，接近80岁高龄的汤一介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编纂《儒藏》。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儒、道、释虽然三家并称，但儒家思想文化却是中华文化的主体，而我国在历史上多次编纂过《佛藏》和《道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又编辑出版了《中华大藏经》和《中华道藏》，没有编出过《儒藏》，这跟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于是，在正处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汤一介认为重新回顾我们的民族文化源头，通过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为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提供有意义的资料，也对民族伟大复兴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后，国家教育部批准立项，北京大学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正式启动了《儒藏》工程，这也是教育部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并任命汤一介为《儒藏》首席专家，带领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一共400多人进行编纂，计划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家典籍文献近6千部，约15亿字，计划于2022年完成。《儒藏》工程开始至今，已过去十个春夏秋冬。在汤一介先生的带领下，目前收录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域外文献的《儒藏》“精华编”已出版74册。 观察眼 汤一介拒受大师让多少“大师”脸红 连海平 9月10日晚北京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汤一介先生在京逝世。他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大师”，他说：“我说现在没有大师，因为还没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 谁说“现在没有大师”？“国学大师”、“书画大师”、“陶艺大师”、“易学大师”……“大师”满街跑，一块砖头就能砸中几个。在电视上露露脸，开个讲坛，就是“大师”。更有甚者，有的“大师”称号只卖500元，可谓“物美价廉”。要用“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或“一本影响世界划时代著作”这根针一戳，几乎所有的“大师”顿时都瘪了下来。欺世盗名、“大师”贬值比没有大师更可悲。 究其原因，汤先生将其归咎为“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科学家钱学森曾经发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之问，被称为“钱学森之问”。如今看来，汤先生算是给钱先生一个回答。学术研究视自由为生命，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不会有真正的学术。道理大家都懂，而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环境，都没有给学术研究足够的自由空间。学术研究领域有局限，学术思想有禁区，学术机构行政化、学术中人不自由……整个学术空间都飘浮着急功近利的气息。“院士抄袭”、“教授剽窃”等学术丑闻层出不穷，以致我国学术论文发表量世界前列，被引用量却少得可怜，学术严重泡沫化、虚无化。如此氛围，何来学术？何来大师？ 如果说公权力要装进“笼子”，学术研究恰恰相反，要拆掉“笼子”，任其飞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