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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历史教科书，想到了什么呢？ 是催人沉睡的秋日下午，历史课堂上，怎么也听不入耳的先生的声音，和怎么也看不入眼的一行行文字？ 还是掏出笔来，给老照片上的袁世凯戴上墨镜，或是帮画像上的轩辕黄帝涂鸦一副更潮的装扮？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感到历史教科书刻板无聊、历史课枯燥乏味，学习徒为应付考试。 这就造成我们现在在社交媒体上时常能看到的场面：许多人，一方面是出于“反洗脑”的强烈愿望，狂热地拥抱那些“教科书上不会告诉你的事”；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素养和思辨能力的严重缺失，结果装了一脑子错漏百出的“野史八卦”却不自知。 好的历史教育、好的历史教科书，是多么要紧啊。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著作等身的大历史学家为小学生编写历史课本，就是为了在民族新生、国运激变的关口，塑造一代新人。 由此，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先后有“两部半”中国通史问世，体现了那一代学人贯通中西、融汇今古的独特气质，形成自梁启超、陈寅恪等名家之后的又一盛景。 其中，钱穆的《国史大纲》广受各阶层欢迎，至今仍有人置于案头不时翻阅；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尤为专业研究人员推重；而那“半部通史”，则是张荫麟草撰的《中国史纲》，可惜，书未竟而身先去。 让我们来翻一翻这几本大半个世纪前的教材吧。先看《中国史纲》，作为一部面向中学生的教科书，张荫麟君文笔流畅粹美，深可玩味，阅之不倦；他对中国纷繁复杂的历史天才的把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更引人惊叹。看看他是怎么向学生介绍楚国的： “……这两种的安全使得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空气，和北人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这种差异从他们的神话可以看出。楚国王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飘渺的火神；楚人想象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话里，没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执斧钺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有披着荷衣、系着蕙带、张着孔雀盖的司命。适宜于楚国的神祗不是牛羊犬豕的羶腥，而是蕙肴兰藉和桂酒椒浆的芳烈；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采衣姣服的巫女。再从文学上看，后来战国时楚人所做的《楚辞》也以委婉的音节，缠绵的情绪，缤纷的词藻而别于朴素、质直、单调的《诗》三百篇。” 短短三百字，文采飞扬，妙语连珠，对楚人生活的刻画和特性的提炼，可谓深刻。气候和地理环境带来经济生产方式上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世界观，并且体现在文学艺术上——这番道理，又何及这段文字生动呢？ 再来读《国史大纲》。钱穆的风格，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深沉、长远，时刻想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本书谓之“大纲”，人物典章都是点到为止，对于我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脉络则是反复阐述。尤其是开篇时作者当头棒喝的那四句话，真是黄钟大吕，振聋发聩：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