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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念兹在兹，正是这一种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大抵类似于陈寅恪所说的“同情之理解”。当其时也，外族来犯，家国有殇；而自“五四”以来，激进思潮和疑古派并起——这两种时代的因素，恐怕促使他发此疾呼。而发现、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本源，则应是一以贯之，直到今天仍然十分重要的事业：历史教科书当承此教化重任，使“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具备基本的历史素养。 最后到了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相较上述二者，这本书更加专门和精深，是给文史专业的大学生准备的；全书史料之丰富、考据之精当，业余想做些历史研究的读者拿来做工具书也很适当。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梳理我国古代社会文化形态，下编是编年史。说到典章文物，书中有“婚姻”、“官制”、“选举”、“赋税”、“衣食”、“住行”等十八章……无所不包，历朝历代、前后源流，翔实精炼——这与吕思勉的治学精神密切相关，他读书极勤奋，据说光二十四史就从头到尾读过三遍。 就比如说喝茶吧。吕先生在书中遍举史料，指出茶风行全国，是从唐朝起，唐中叶后才有茶税。金朝的茶，全要向宋朝买，因此规定七品官以上才许喝茶。总而言之，即便在宋元时，茶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盛行。同时制法也不同。前阵子有的历史剧，讲的是汉朝事情，却常常有“奉茶”的说法，倘能翻翻史书，就知道错误何在了。 这三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教科书应有的参考：生动可亲又内涵丰富的选材和文字，立意高远的使命感，以及丰富细致的史料及其传递出的脚踏实地的治学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