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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今天面临的情况跟上世纪30年代引得编纂处时代的情况完全一样，正处在向新学术转变与跨越的门槛上，即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实现更为深入新颖的知识重组，甚至代替学者的部分重复性和基础性工作。而且有意思的是，目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三个机构在燕京大学旧地正在实施的“中国历代人物资料数据库”项目（简称CBDB），正如同新媒体时代的新“引得”事业。 看起来好像我们经过一个历史循环，又到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从地理原址这个起点重新出发，再次谋求突破和飞跃。更为重要的是，今天世界学术格局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着显著的不同：当初中西学术的差异是近代学术与前近代学术之间的差异，我们只有跟随学习；而如今中西的人文学术研究都面临着新媒体、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显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如何应对，中西双方可以咸有贡献，而并不需要跟随西方亦步亦趋，反而可以基于中文文献的特征提出更优的解决方案，推动人文学术的发展。 当人类更多使用这样的新媒体进行人文学术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建立了更为平等的知识学习渠道，无论身处何地，都最便捷地学到人类世代积累的知识，不再因为信息渠道受阻——例如没有条件获取承载知识的图书、期刊——而丧失学习机会；同时，这将人文学者从简单的资料汇总、筛选和推理中解放出来，提高了学术研究的门槛，督促学者从事更为思辨性和创造性的研究。 预测到这样的前景和挑战，我们人文学者要有必要的准备，既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数字人文成果，避免研究中信息缺失和知识缺失的陷阱，垫高殖厚学术研究的基础；又要在传统媒体上发表学术成果之外，全力支持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将自己的成果转移并记录到可资人类永久地、平等地利用的知识体系之中，以求学术的永续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