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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都证明西高穴2号墓为曹操墓，这一结论可信无疑，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都证明西高穴2号墓为曹操墓，这一结论可信无疑，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010年8月19日，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论“魏武王”铭刻在曹操墓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指出：“魏武王”称谓是一般“造假者”不会“假冒”的，也是难以“假冒”的。刻有“魏武王”之称的石牌，是高陵2号墓为曹操墓的铁证。 2013年2月20日，徐光冀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曹操墓仍不宜定论》（以下简称“徐文”），提出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赏赐论”，认为西高穴2号墓中的“魏武王”铭刻器物，并不为曹操所有，可能是曹操赏赐给他人的；二是“陪葬说”，认为被赏赐者死后将此铭刻器物葬入墓中，因此，西高穴2号墓可能是曹操高陵的陪葬墓。笔者认为，徐文观点不能成立，故再作论述。 “赏赐论”的论证方法不科学 徐文认为，所谓“曹操墓”出土了两类石刻铭牌，一类为六边形，器形小，刻有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如“黄绫袍领袖一”、“镜台一”、“书案一”等；一类为圭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前者占大多数，没有刻人名；后者占少数，刻有人名，且有的字迹潦草。发掘简报认为这些出土文物“是认定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然而，在徐文看来，这些随葬品只需刻名称、数量，还需要刻上墓主人的名字吗？何必要刻意标明“魏武王”？因此，其认为，这恰好说明西高穴2号墓不是曹操墓。 徐文此说很难成立。古代墓葬中出现的印章比比皆是，都刻有名字。曹丕为什么不可以把汉献帝赐给其父曹操的谥号“魏武王”刻上铭牌，放入墓中？徐文还认为，“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铭刻器物，并非曹操所有，而是他生前将这些器物赠送给他人（儿子和臣下），受赐者死后将这些器物埋入墓中。为此，他将“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分开：先说“魏武王曾送给别人东西”，然后说“常所用的东西可以被赠送”，以此证明“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铭刻器物，也是曹操送给别人的。这是一种“假定”，缺乏科学根据。它无法证明曹操把“常所用”兵器送给了别人。 文献中有“曹操送刀”的详细记载。《艺文类聚·军器部》卷60“刀”字条下：“魏武帝令曰：‘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曹丕）；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以次与之。’”《太平御览·兵部》卷346“刀”下引曹植《宝刀赋》：“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宝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龙虎熊马雀为识，太子（曹丕）得一，余及弟饶阳侯（曹豹）各得一焉。其余二枚，家父自杖之。” 徐文所举“曹操送刀”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所送“刀”是什么“刀”，现在无从知晓。“刀”之情况不明，就无法知道曹操所送的“刀”，是否就是“魏武王常所用”。第二，假定“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是曹操的“百辟刀”，其中三把送给曹丕、曹植和曹豹（又名曹林），余下两把曹操自己所用，自然是“常所用”。那么，曹操墓中出现“常所用挌虎大刀”就很正常。而徐文则解释为曹操送给儿子的刀，没有根据。曹操送给儿子的“刀”他一次也没有使用，不会是“常所用”。徐文所举的“曹操送刀”例子恰恰是对“赏赐论”的否定。曹操有“常所用”之刀，在他死后，曹丕将其葬入墓中，乃顺理成章之事，“赏赐论”又从何谈起？ 铭刻兵器是“卤簿”重要组成部分 曹操墓中出土的兵器铭刻主要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两件），“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两件），“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一件），“魏口口「常」所用搏口口「椎」二枚”（铭牌是一件，器物是两件）。此外，还有“长犀盾”一件。以现存情况，至少有八件。 曹操死后，汉献帝赐谥号“武王”。《武帝哀策文》：“卜葬既从……卤簿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庭，陟彼山阿。”可见，曹操的殡葬仪式非常隆重：有“卤簿”、“三官”、“前驱”。 “前驱”是走在最前面的仪仗。仪仗队伍一般是两人并行，故曹操墓中现存兵器铭刻一般都是两件（戟、矛、椎），大刀只见一件，原初也应当是两件。因该墓多次被盗，可能早已丢失。 在这些仪仗兵器中，最重要的是“戟”，又称“棨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汉朝一般官吏只能用“木戟”，天子则用真戟。西高穴2号墓出土了“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铭刻，此戟当为真戟，这是曹操享有天子待遇的明证。用戟制度也有严格规定：天子用“交戟”（两戟交叉），一是为了显示威严，二是为了阻止外人进入，以防不虞。西高穴2号墓出土的两件“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便是“交戟”，这同样证明曹操享有天子待遇。 西高穴2号墓所出铭刻中，有“卤簿”和“常所用长犀盾”各一件。何谓卤簿？蔡邕《独断》卷下云：“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应劭《汉官仪》：“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谓之簿，故曰卤簿。”曹丕《武帝哀策文》：“卤簿既整，三官骈罗。”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完全吻合。卤簿中有甲盾，而西高穴2号墓中又有“常所用长犀盾”铭刻，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再次密合。铭刻中的犀盾，也表明墓主人身份高贵。 总之，西高穴2号墓所出铭刻兵器，是以“交戟”为主的一套兵器组合，一般都标有“魏武王常所用”，它们是曹操殡仪中卤簿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汉制，这套以交戟为主的组合，只有天子、皇后、太子及新享有天子待遇的曹操才能享有。兵器铭刻中有“魏武王”字样，则墓主就是曹操。曹操享受的这一待遇，是汉献帝所赐，他没有权力再将这一待遇赐给别人。无论从情理和法理上分析，这种“赏赐”都是不可能的。 铭刻石枕是曹操专用治疗仪 西高穴2号墓所出铭刻中，有一件“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刻在石枕背面。该器物虽然是从盗墓者手中追缴回来的，但它确为该墓之器物，因为该墓后室所出铭刻中，有“渠枕一”铭牌一件。“渠枕一”指的是“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因该石枕两边高、中间低，恰好似“渠”，故称渠枕。此渠枕是实物、铭刻、铭牌三位一体，称得上是“板上钉钉”。由于慰项石是生活用品，故铭牌“渠枕一”是在墓的后室发现的。因此，“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是曹操墓的随葬之物，不存在任何疑问。 曹操患有偏头痛，且久治不愈。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都有反映。从现代医学看，可能是由于颈椎病引起的。这件渠枕，应当是曹操治疗颈椎和头痛所用。曹操临终前在《遗令》中嘱咐：“吾有头病，自先著帻。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可见，头痛是曹操的终身之疾，这件慰项石，曹操是一定要“带走的”，不可能送给别人。 “陪葬说”在时空上无立锥之地 徐文认为，“西高穴2号墓可能是曹操高陵的一个陪葬墓”。按照这一说法，这位“陪葬者”是谁？他在什么时间去世？ 根据徐文所说，这位“陪葬者”当在下列人员中产生：一是曹操的儿子；二是曹操的近臣。“陪葬者”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年龄应当在60岁左右，若考虑测量误差，也应在50岁以上；2.地位或身份当在“王”以上；3.曹操曾赏赐“陪葬者”兵器，尤其是“刀”、“戟”之类；4.去世时间当在曹操去世之后、曹丕即位之前。 以上四条中，第四条最重要。“陪葬者”一定是在这段时间内去世的。超过这一时间段，铭刻就不是“魏武王”，而是“魏武帝”了。因此，笔者将首先按照第4条，对曹操身边两类人员进行考察。 曹操有25个儿子。未成年而夭折者8人——曹铄、曹冲、曹玹、曹矩、曹上、曹勤、曹京、曹棘，不在考虑之列；死于曹操之前者4人——曹昂、曹乘、曹整、曹均，也不在考虑之列；死于曹操之后者13人。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死于曹丕即位之后者——曹丕、曹彰、曹植、曹据、曹宇、曹林（曹豹）、曹衮、曹峻、曹干、曹彪、曹徽。以上11人中，距曹操之死最近者是曹彰，死于黄初四年（223），但也相隔四年。曹茂，曹魏太和元年（232）封为曲阳侯，他去世当在此之后。因此，以上12人都不可能是“陪葬者”。二是死于曹丕继位之前者——曹雄。曹操去世后，他未能到邺参加丧礼，曹丕为此遣兵捉拿，曹熊惧罪，自缢身亡（220）。曹熊生年不详，其胞兄曹植生于东汉初平三年（192），如果按后推二年计算，他可能生于194年，最多26岁，与高陵2号墓墓主年龄相距甚远。因此，曹熊也不可能是“陪葬者”。 曹操的近臣很多，其中佼佼者有：曹氏本家曹仁、曹洪、曹真、曹纯、曹休；夏侯本族有夏侯惇、夏侯渊、夏侯尚；外族中有“五子良将”张辽、乐进、于禁、徐晃、张郃。共计13人。这些近臣也可分为两类，即死于曹操之前和死于曹丕即位之后。死于曹操之前的有曹纯、夏侯渊、乐进。死于曹丕即位之后的有曹仁、曹洪、曹真、曹休、夏侯尚、张辽、于禁、徐晃、张郃。以上12人也不可能是“陪葬者”。在曹操近臣中，夏侯惇之死距曹操最近。曹丕即位后，夏侯惇升为大将军，几个月后去世。但他同样不符合“陪葬者”第4条；况且，他的墓已确知在河南许昌。 以上分别考察了曹操的25个儿子和13位近臣，共计38人，没有一人符合“陪葬者”的条件。可见，“陪葬说”没有任何根据。 综上所述，徐文的看法没有事实依据，经不起推敲和质疑。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都证明西高穴2号墓为曹操墓，这一结论应可信无疑，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