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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蒋介石与战时外汇特别是与战时平准基金的关系，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门性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在查阅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及其他史料基础上，系统梳理蒋介石对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对于平准基金和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态度，分析蒋介石对于战时重大外汇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作用，进而探讨相应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冀深化对于蒋介石研究和战时财经领域的研究。 关 键 词：蒋介石 战时外汇 平准基金 作者简介：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开放，关于蒋介石研究的成果时有问世①，从其内容来看，较多涉及政治、军事、外交、人际关系等领域，力图揭示蒋介石对于这些领域的关注以及在相应决策过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有关蒋介石与财经领域关系的研究成果则较为少见。②至于蒋介石与战时外汇特别是与战时平准基金的关系，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门性研究成果问世。事实上，关于抗战时期的平准基金，近十多年来，已经有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多篇论文问世。最初是作为中外关系的特定方面来叙述平准基金成立和运作的历史③；然后见有从特定人物与平准基金会的关系切入，实际上涉及了平准基金会的运作机制④；近年来还见有从外汇管理的角度出发，意在评价平准基金对于战时外汇金融的作用。⑤这些论文虽然或多或少提及蒋介石，但都没有较全面地梳理蒋介石的相关主张。而在代表性的金融通史著作中，虽然对于战时外汇市场的概况，以及中英平准基金、中英美平准基金的设立与运作，设有专节叙述⑥，但并没有就蒋介石对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平准基金的观点和作用，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平准基金是专门用于法币汇价稳定的基金，自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制度以来，中国货币废除了银本位，与此相应的是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政府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抗日战争爆发后，尤其是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市场上对外汇的需求急剧增加，单凭政府银行抛售外汇已经无法满足，国民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英国和美国，因而先后有过中英平准基金和中美英平准基金的设立和运作，但在是否应当维持上海外汇市场以及如何加以维持的问题上，国民政府高层内部、中方与外方之间，观点不尽相同。本文拟在查阅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及其他史料基础上，系统梳理蒋介石对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对于平准基金和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态度，分析蒋介石对于战时重大外汇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作用，进而探讨相应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冀深化对于蒋介石研究和战时财经领域的研究。 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金融领域的稳定受到较大的影响。当时各银行普遍面临着取现提存的压力，而中中交三行还承担着无限制买卖外汇的责任。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虽然身在庐山，但仍通过多种管道及时获知包括外汇市况、政府银行售汇等财经信息。虽然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行长孔祥熙尚在欧洲访问，但在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财政部政务次长徐堪几乎每天都要通过急电向蒋介石报告最新的金融状况。如7月14日的电文谈到：“本日外汇尚平定，三行共售出英金三十二万镑，美金一百六十七万。职已嘱中交停止外商银行拆款，以防投机及逃避者利用外商银行来购外汇。债市午前跌三四元，午后涨二三元，纱花均跌。其他情形尚属安定。”⑦7月15日的电报称：“本日外汇市况稳定，三行共售出英镑六万五千镑，美金二十五万元。公债甲乙种涨至停拍，余亦涨一二元，纱花亦涨。”⑧7月17日的电报称：“本日外汇平定，三行共售出英金廿一万镑，美金二万五千元，公债涨二三元，纱涨一二元，花落三四角。”⑨当时中中交三行向市面出售外汇情况，在财政当局向蒋提供的金融情况日报中位居第一，可见其重要。 另外，蒋介石还直接指示财政部组织临时性的金融管理机构，延请前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出面主持：“迄‘七七’事变后数日，委座以战时金融措施关系重要，不容稍有疏忽错误，面饬本席迅组金融委员会，负执行国策之责。当由委座亲定委员名单，并由本席请以宋董事长为委员长。”⑩当时宋孔关系颇不融洽，宋子文曾致电蒋介石，推却出任该临时金融管理机构的负责人：“特急。南京。蒋委员长钧鉴：世电奉悉。特密。弟前函所陈，并无坚持贯彻主张之意，更无虚饰推却之心。惟金融主管属于财部，弟只可从旁协助，实觉不便指挥，此责更无从负起。弟之个性为最肯负责之人，质直言之，当邀曲谅。”(11)宋子文虽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愿，在孔祥熙出国期间出面正式主持安定金融的机构，但的确“从旁协助”。如7月14日徐堪自南京抵达上海后，宋子文即与徐堪及中中交三行人员“密计一切”，并表示“兴亡有责，愿遇事从旁贡献意见”，以供蒋介石采择。(12)尤其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伊始，宋子文帮助拟定了以限制提存、鼓励存款为主要内容的《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于1937年8月15日以财政部名义予以公布。(13)《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虽无外汇管理之名，已收外汇管理之实”。(14)该办法的施行，是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金融政策开始由平时转向战时的重要标志。 1937年8月30日，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的《总动员计划大纲》，在金融方面提出了要实施通货管理、汇兑管理、金融业务管理和金融机关管理。其中的“汇兑管理”方案中，首先便是“严格限制外汇”。(15)而在1938年3月底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并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抗战建国纲领》在金融方面提出：“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16)会议之前，蒋介石曾分别与孔祥熙、宋子文商晤外汇政策，如2月28日“晚与孔祥熙商决统制外汇办法”(17)；3月10日“晚与宋子文商定外汇管理办法”(18)；3月12日，蒋介石把“外汇管理与法币维持方法”列为近期“预定”之计划。(19)可见，无论是“汇兑管理”还是“外汇管理”的政策和措施，蒋介石都是决策人之一。 应当指出，在1935年酝酿法币改革之际，蒋介石并没有意识到从英美方面获得外汇平准基金的必要性，对于宋子文、孔祥熙把获得英国方面的援助作为实行法币政策的前提条件，感到难以理解。(20)待到1935年11月4日正式实施法币之时，英国确实没有提供中国急需的借款以充实外汇平准基金，但这主要是英国政府担心来自日本的反对而延宕了起初的承诺，不是蒋介石的反对使然。 抗战的爆发使得蒋介石很快明白了建立外汇平准基金对于维持法币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敦促有关人员向英国接洽相应的借款，具体由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在伦敦，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先后在武汉与重庆，以及宋子文在香港，分别与英方接洽，三人均得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接洽进展情况。(21)1938年底，蒋介石曾同意孔祥熙的提议，派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前往英国“面商出口信用担保借款及维持币制等借款”。(22)旋即蒋还亲自致电宋子文：“请兄接庸兄电时，务望速飞伦敦主持借款与外交，切勿犹豫迁延，否则必误大局，并须乘飞机立行，如乘船必误时机。无论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必先尽我人事，无负党国也。”(23)后来宋子文虽然未赴英国而是继续在香港与英方接洽，但驻英大使郭泰祺和财政部英籍顾问罗杰士都在伦敦积极推进。待到1939年2月下旬，郭泰祺自伦敦把英内阁已原则通过对华外汇借款500万镑的消息电告蒋时，蒋当即批复：“外汇借款果能成功，实赖于吾兄之得力有以致之，尚望努力促其速成为盼。”可见，当时蒋介石对于从英国获得平准基金借款所持期望甚高。 另外，宋子文虽然只是以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身份与英方接触，但颇受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以及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代表的重视，双方就共同设立维持法币汇价的平准基金，有较多的共识。可是，宋子文与孔祥熙之间在维持法币汇价问题上却存在着分歧。抗战爆发后，宋子文虽然赞成加强对于金融市场的管理，但认为不应轻易背弃1935年实施法币政策时作出的由中中交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的声明，主张在上海租界和香港继续通过出售外汇的方式维持法币的汇价。与此相反，“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初，当时在欧洲的孔祥熙便向蒋介石提出七项临时救济市面经济办法，其中包括“切实统制外汇，非经查明确有急需核准后，不准购买外汇；如有必需，准由财政部斟酌特设机关，发行流通券，与法币同价行使，惟不得购买外汇。”(24)虽然这方面的建议没有获准实施，但待到1938年春日伪成立联合准备银行之后，孔祥熙以防止日伪套购外汇为由，于3月12日以财政部电令的方式，公布了《财政部购买请核办法》，规定由中央银行总行办理外汇请核事宜，各银行需用外汇时，应向中央银行总行或其香港通讯处提出申请，得到中央银行核定后，得按法定汇价购汇。(25)该办法表明中央银行停止了无限制买卖外汇，也意味着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不再继续代表政府按照法定汇价售汇。孔祥熙尤其反对政府银行在上海抛售外汇，认为应该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设立唯一的外汇官方市场，集中使用有限的外汇资金。蒋介石当然希望维持法币汇价的稳定，但他认为向上海市场大量投入的外汇相当部分为日伪方面所套购，因此政府银行出售外汇一定要有所节制。于是，在外汇市场较为稳定时，蒋介石表现得较为超脱；而当法币汇价急剧下跌时，蒋介石本人便会高度关注，进而对于宋子文产生不满，对于平准基金会的运作甚至其存在产生怀疑。蒋介石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外汇政策的连续性，进而影响到国民政府与英美之间在平准基金方面的合作关系。 二 在宋子文看来，无论在平准基金设立之前还是设立之后，都应当在上海继续维持外汇市场，这既是稳定法币的必要措施，也是维系自1935年实施法币政策以来政府所做相关承诺的需要，同时对于获得英美方面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银行作为政府特许国际汇兑银行，自然有义务为维持法币汇价向市场售汇。在财政部宣布实施外汇请核办法之后，中国银行主要通过委托汇丰银行出售外汇。 据中国银行方面的统计，自1939年2月16日至5月22日，该行先后售出英金1195333镑6先令8便士。(26)对于委托汇丰银行发售外汇各日期及数额，宋子文均电告孔祥熙。孔祥熙获知后，一方面于3月5日致电宋子文表示不满：“外汇实况，弟所深悉，政府购买军事必须用品，急如星火，尚须一再减缩，撙节支配，辄感力难胜任，每周核准沪市外汇，只数千镑，今以维持黑市为名，反出此巨数，名既不正，言又不顺。况如此巨数，影响国家财力及军事要需前途甚巨，国币价格，原系视我实力如何而定，并不在我一时能卖出多少镑为断，以我有限之资金，发此无底之壑，不久则山穷水尽，迫在眉睫，届时我又有何法维持？”(27)另一方面，孔祥熙于3月6日即把这份致宋子文的长电，连同宋子文报告售汇的几份来电，一并呈报蒋介石。蒋介石获悉中国银行抛售巨额外汇的情况后，大为恼火，即于3月9日致电宋子文：“急。香港中国银行宋子文先生：○崇密。近阅财部转到兄电，藉悉中国银行委托汇丰连日在沪售出外汇为数颇巨，已达一百三十万镑，且查二月感(27)日售出三十三万镑，勘(28)日售出二十三万镑，三月麻(6)日售出二十一万镑，数额尤属惊人。似此情形，前途何堪设想。政府机关购买军事急需用品请结外汇，虽少至数十镑之款，财部亦多不付，时感竭蹶。当前敌人尽力破坏法币，吸收我外汇之时，而兄以维持黑市，日售巨数。不知中国银行究有外汇头寸若干，出口贸易结进若干，吸收侨汇若干，维持迄今共售出若干，现在尚有确数若干，统盼切实查明，详报速复为要。中○。佳未机。渝。”(28)其严厉斥责之意，溢于言辞。幸好蒋发出这份电报的次日，中英第一次平准基金正式签署，汇丰银行、麦加利共同投资500万英镑，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也共同投入500万英镑，用于香港、上海两地的外汇市场，以维持法币的英镑汇价。(29)另成立以英国专家罗杰士为主席的中英平准基金委员会，负责基金的管理与运用。由于中英平准基金的达成，蒋介石才没有继续追问中国银行出售外汇之事。 中英平准汇兑基金和基金委员会的设立，曾对维持法币的汇价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日伪方面不断以法币套取外汇，以及投机商的推波助澜，使平准基金难以应付，法币的汇价也不可避免地低落。1939年6月7日，上海汇丰银行的法币牌价跌至6便士半，10月又跌入4便士。而到1940年5月初，法币的市价下跌到英汇3.125便士、美汇0.045美分。同年7月，平准基金会外汇存底仅200万英镑，难以继续稳定汇市。(30)汇市的不稳又马上影响到上海市场金价的上涨，以及麦、粉、棉纱等均涨价。国民政府战时管理外汇工作，困难重重。对此，当时孔祥熙曾在向政府各部门提供的报告中，归纳了四方面的原因：“一因我国有租界关系，政治力量无法控制，二因有外商银行买卖外汇无法制止，三因金融中心在上海，投机牟利之风盛行，四因敌伪在沪多方捣乱。”(31)这四个方面，都是国民政府的决策与实施之外的因素。但他稍早给蒋介石的一份密函中，还进一步指出了如下因素：“对于金融由渝港两方面指挥，有时不能一致”；“平衡外汇基金委员会措置失宜”；“政令在沦陷区域内推行困难，商人不免阳奉阴违。”(32)孔祥熙既谈到了当时外汇管理体制上和政策实施方面的问题，但明确指出英国人控制下的平准基金委员会不适当的措施，是导致法币汇价失控的重要原因。 对于战时外汇平准基金，蒋介石究竟持何态度呢？ 蒋介石颇为关注法币汇价的波动，在日记中有多处关于法币汇价下跌的记载： “法币落价”(1939年6月9日)；“法币落价至六便士，物价日涨，人民痛苦堪忧也”(1939年6月10日)；“上海法币外汇风潮可虑”(1939年6月24日)；“法币贬价以后”(1939年6月29日)；“平汇不能维持”(1939年6月30日)；“平准外汇基金形势甚危，经济当受影响，此较可虑耳。然无大碍也。”(1939年6月30日－本月反省录)。(33) 至于为什么中英平准基金建立和运作后法币汇价依然呈下跌走势，蒋介石将其归之于“平衡会采取随市供给原则，实不适于当前环境”(34)；进而言之，是英国方面掌控了平准基金会的运作。为此他数次亲自出面，向平准基金会主席罗杰士、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交涉。在他这一期间的日记中，颇多因法币汇价跌落而责难、抱怨英方的记载： “见罗杰士，质问其此次法币抑价风潮不先得政府同意之差误，并令其必须照审查外汇办法实施，余意平准基金虽不多，但尚有其名，则虽严格审查，当不使法币之价暴落也。彼犹以为不然，而以审查为非计，恐法币大跌、抗战失败为言。余之观察则相反也，决定审查。”(35)“法币落价，平准基金全操外人也”(36)；“催英大使注重平准基金”(37)；“中英平准基金用尽，停售外汇，英国老绘之刻薄，世无其匹，难怪倭德俄意皆与之为敌也”(38)；“外汇在沪停购。法币之价大落，可与英国反省，未始终与我无益也”(39)；“彼之平准基金，亦是为英本身，而且今日结果更于我不利”。(40)蒋介石甚至把英国坐视法币汇价的下跌，与当时英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的妥协，两者等量齐观，认为都对中国造成极大的负面作用。(41)中英平准基金初期运作即遇到挫折，这也是日后在维持法币汇价问题上蒋介石不再轻易信任英方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在中英平准基金达成前夕，蒋介石便对宋子文主持下的中国银行大量出售外汇极度不满；待到平准基金运作受挫后，蒋认为这一局面与宋子文过于信任乃至迁就英国直接相关：“平准基金已罄，此乃权操外人，而宋子文应负重责。”(42)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中主管财政金融事务的孔祥熙，都主张平准基金会在出售外汇方面必须“严格审查”，决不能“自由买卖”，并就此点指责宋子文。孔祥熙便直截了当地向宋子文提出：“不特该委员会必须继续工作，其方法亦应与政府方针相辅而行，不知弟意如何？”(43) 当时市面上频传财政部将颁行外汇申请办法，实际上停止公开发售外汇。宋子文一方面致电蒋介石和孔祥熙，提出政府如果拟集中管理汇市问题，“似应交由中央主管，中国、交通两行尽力协助”(44)，明确反对把中交两行排除于外汇管理层之外。以后，孔祥熙虽然表示平准基金会将继续运作，但却强调必须“严格审查”。鉴于孔祥熙一直对中国银行表示不满，并且试图干涉平准基金会的运作，宋子文遂于1939年7月18日致电孔祥熙，驳斥了孔的责难：“庸之吾兄勋鉴：十六日赐电奉悉。平衡基金委员会严格审核问题，弟此时已不愿再言，只以兄曾主张，本月十四日尊电，尚有若不严格审查，听其自由买卖，以有限之头寸，填无底之黑坑之语，故不得不将此事经过，约略述之。查审核外汇，在上年三月十二日以后，曾奉兄命实施，无如实施之后，法币价格，陆续下降，至五六月间，竟由一先令○九三七五，跌至八便士左右，当时人心惶惑，法币信用，颇有一蹶不振之势，不得已于六月中旬，由中国银行商得吾兄许可，维持自由买卖，当时市价在八便士左右，历九阅月，成绩甚佳。罗杰士氏奉兄命赴英，接洽平衡基金之所以能成功者，主因在此。换言之，当时若提出严格审查办法，英方之拒绝参加，乃意中事耳。及英方提出平衡基金条件，承兄来电咨询意见，弟于三月七日奉复，仅陈利害，未述意见，略谓：请兄缜密研究，再将借款两协定，逐条审核，然后作最后之决定。惟如一经决定，事关对外契约，即须照案履行，万不能中途反复。等语。嗣后罗杰士氏由英返华，赴渝晋谒，彼曾对兄面述，谓平衡基金性质及精神，即寄托于自由售卖政策之中。兄虽或持异议，但未阻其进行，故自由售卖办法，始终实施，函电俱在，犹堪复按。但政府既容此政策，又与友邦银行缔结契约，事实昭然，当不以成败利钝，而有所功罪也。敢布区区，尚祈鉴察，敬颂暑祺。廿八年七月十八日”。同时，宋子文将该份电报转发蒋介石：“介兄赐鉴：敬启者：关于平衡基金事，曾复庸之兄一函。兹将原稿录呈鉴照，因此事经过颇为复杂，不得不一尘清听也。敬颂钧绥。弟子文上。七、十八。”(45)宋子文实际上也表示与蒋持不同意见，即中国方面应当信守平准基金谈判交涉中对英方的承诺，中国政府应当支持而不是干涉平准基金会的运作。然而宋子文的这一主张未能得到蒋介石与孔祥熙的认同。 1939年7月中旬，鉴于无法应对市场抢购外汇的巨大压力，平准基金会宣布“限制”售汇，实际上是停止售汇。对此，蒋介石在7月24日的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的联合纪念周上发表谈话，试图稳定因平准基金会宣布限制售汇后市场出现的恐慌气氛。他指出：“外汇比率为上海黑市场投机者利用操纵，前几天有一时摇动的现象，但政府必定始终维持法币的价格，供给合法的外汇，施行适当的管制，政府已有确实把握，来巩固金融的基础。关于外汇的管制，政府已研究有更完密而妥当的整个办法，来求得根本的巩固，○○○今可负责声明，政府是一定以全力维持法币价值，一定能尽量维持法币与外汇的比率，这是毫无问题的，对于在沦陷区域内法币的行使，更有充分的准备，加以切实的维持，决不使我们民生受到丝毫的影响，决不使同胞受到几微的损失。”(46)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以较多篇幅谈及外汇市场时，却只字不提平准基金会的作用，可见此次停止售汇直接强化了蒋介石对于平准基金会的负面看法。 但是，蒋介石虽然不满平准基金的运作状况，不满英方对于平准基金会掌控，另一方面却在平准基金会停止售汇后，继续要求英国政府增加对于平准基金的援助。他电示驻英大使郭泰祺向英方提出：中国“预计在未来一年间，所需外汇基金当不过一千五百万镑，务望英方增援一千万镑，其余可由我国银行筹增若干，当可维持一年。”并指出：“自平衡会停售外汇后，近日汇市变动极大，确已至严重关头，如英方不即刻增缓，中途停止，则因金融发生破绽，最近期内势必影响抗战前途，牵动大局，对于中、英利益，均有巨大损害，尤以英方在太平洋之威望，必大受打击，故英方不宜稍有顾忌，应立即增援。”蒋介石还指示郭泰祺向英方承诺，平准基金委员会在供应外汇的方法上将更慎重，杜绝日伪套汇以及资本逃避等情况。(47)可见，当时蒋介石虽然对平准基金会不甚满意，但还是较清醒地认识到，在维持法币汇价问题上，平准基金会依然对获得英方直接支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直接加入平准基金会的英方资金来自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英国政府虽然原则上同意继续支持平准基金，但却无法代表这两家银行向中方承诺提供新的借款的数额。 在分析蒋介石对待中英平准基金所持态度时，必须看到国民政府在平准基金会之外的安排。事实上，在平准基金会成立伊始，国民政府即从体制和政策方面加强了外汇管理，以冀稳定外汇市场。1939年4月，财政部设立了外汇审核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核各机关单位的请购外汇事宜。(48)同年7月初，又规定进口商经营进口物品也由外汇审核委员会负责核准。(49)9月8日，由国民政府公布了《巩固金融办法纲要》，除了加强法币准备金及检查公告办法、审核预算标准之外，提出了“切实办理外汇之审核”，再次明确“由外汇审核委员会依照公布进口物品申请购买外汇规则核给外汇，使正当需要获得外汇供给，以稳定外汇市场。”(50)这些都表明，蒋介石、孔祥熙在平准基金会之外另行设立专门机构，旨在全面控制公务机关购汇，并尽可能掌控进口购汇，加强国民政府对于外汇市场的主导作用。这也是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不断加强对于整个金融领域统制的必然结果。 三 从1940年春夏之交起，国民政府方面在继续与英方谈判新的平准基金借款的同时，还加强向美国政府谋求平准基金借款。除了驻美大使胡适向美国财政部有所接洽外，蒋介石本人多次向美方呼吁。如5月14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指出：“目前日本军事进展既受打击，不宣而战之战争已演为经济战争，最近伪组织宣布在上海设立发行银行，加以欧洲局势日趋险恶，敝国币制所受之压力益形严重，以致物价上涨，汇价跌落，外汇基金如不予充实，则经济状况日趋疲软，影响所及，事业更致纷乱，万一金融崩溃，将使日人藉傀儡组织之力，统制敝国币制，敝国经济利益必遭摧残。最近上海美国调查委员会自动电请贵国政府贷款敝国，以维币制，此事足以显示一般人士深恐日人破坏敝国币制之企图，势必影响贵国商业之利益也。”蒋介石要求美国政府“于此紧急之时，贷我现款，以维持敝国币制”。(51)同年8月11日，蒋介石又电示宋子文转告美国政府：“美国若不在金融上从速援我救济，则中国内外情势实难持久。”(52)11月底罗斯福总统宣布将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借款，用以维持中国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但美国财政部提出这笔借款将按月提供。对此蒋介石表示无法接受，数度指示宋子文向美方强调，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自以全数一次交足为是”(53)，“平衡基金借款，务期一次整付”。(54)并要求宋子文与美方交涉“平衡基金迅速签字”。(55)这些足以表明，此时蒋介石还是很看重平准基金在维持法币汇价方面的作用的。 然而，在与英美签署新的平准基金之前，蒋介石对于是否继续维持上海外汇市场，却明确表示了负面态度。1941年1月初，上海市场法币汇价日趋疲软，单靠原有的平准基金难以维持，只得由中国银行售出英金75200镑，另托汇丰银行售出56万英镑又300万美元，托花旗银行售出285万美元，托大通银行售出20万美元，“惟以杯水车薪，只可防止汇市之骤变，而不能维持价格之稳定。”(56)在蒋介石看来，在上海如此耗费外汇难以持续，遂电示郭泰祺明确转告英方：蒋本人“对平衡基金维持上海黑市场之计划，不能赞成，此徒为日寇套取外汇，而非有利于抗战与经济也。请勿再作此利敌损己之打算为盼。”(57)在这里，蒋介石不仅仅是对英方在新平准基金借款数额上不接受中方的要求表示不满，而且确实表明重庆当局对以大量外汇来维持上海汇市的做法，产生了重大疑虑。当时中国沿海与陆路国际交通大多遭到日本封锁，通过关税和对外贸易的外汇收入来源基本枯竭，国民政府外汇储备日见拮据，获得外汇借款又如此不易，美国尚未通过对外军事援助的《租借法案》，中国在美国采购军用物资还得花费外汇。1941年1月上旬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开业并发行“中储券”之后，上海外汇市场遇到了更大的套汇压力。蒋介石和财政部长孔祥熙都主张放弃维持上海外汇市场，在日伪难以套汇的重庆另辟外汇市场。当时宋子文与英美协商新的平准基金借款，提到“协商沪平衡基金各事”，蒋介石只是批示“转孔副院长”。(58)可见，此时蒋介石对于以平准基金继续维持上海外汇市场，仍持消极态度。 但是，英国方面却坚持把提供新平准基金借款与维持上海汇市联系在一起。1941年2月24日，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转告了英国政府的答复：“贵国政府撤销上海法币之支持，如无其他有建设性之政策代之，恐将铸成大错。同时敝国政府以为，就贵国现状而论，统制外汇恐难十分有效，而外汇统制不健全，能否规定任何建设性之政策，实成疑问。”英方在致蒋介石的书面备忘录中陈述维持上海汇市的种种必要性，其中提到：“取消法币兑换能力之后，日本即可以中国政府业已放弃上海为藉口，俨然以另立币制基础，继续维持贸易为其责任，出而把持一切。届时彼等即可自由运用，作整个重要出口之统制，俾其发行之纸币获得基础，再进而获得沦陷区全部经济之统制。”这实际上表明了维持上海法币汇市(主要是对英镑之汇率)同维护英国在华经济权益之间的关系，亦即英国对华提供法币平准基金借款的重要动机。英方还断然宣称，无论从组织与设备、交通运输还是自由外汇来源等方面比较，在重庆不可能设立类似上海那样的外汇市场。英方备忘录最后还谈到，英国正在与美国协商关于中国法币汇率的妥善政策，在未见结果之前，“似以维持现状为最妥办法。”(59)由于英方坚持以维持上海外汇市场作为提供新的平准基金借款的前提，蒋介石只得同意在重庆新设立外汇市场的前提下，与英方一起继续维持上海的法币汇市。(60)于是，1941年4月1日达成的中英新平准基金借款协定规定：英国财政部向该基金提供500万英镑，新设立的平准基金必须用于在上海、香港维持法币汇率，但1939年平准基金之余额经英方同意可用于上海、香港以外地区。(61)这实际上是中英双方妥协的结果。 与此同时，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也达成了，美方将提供5000万美元，中国政府以后提供2000万美元。根据蒋介石的意见，中英、中美两个平准基金合并为统一的中英美平准基金。中英美三方同意，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设委员5人，中方占3人，主席亦由中方担任；并且明确，决定外汇政策机关完全由中方组成，由蒋介石主持。(62)对于最后达成的平准基金协定的内容，蒋介石基本上表示满意。(63) 至于中英美平准基金会中方委员人选，在平准基金协定签署之前，蒋介石原先同意孔祥熙提出的宋子文、陈光甫、席德懋三人。宋子文曾于4月19日和22日两度致电蒋介石表示不愿接受，蒋介石则两度复电，要求宋“基金委员兄不可辞，应屈就”；“仍应勿辞为要”。(64)但是宋子文坚持不就，并且向蒋介石表明“对维持币制问题，悉听财政部措置”。(65)显然，宋子文对于平准基金会日后能够与孔祥熙主持的财政部协调相处，持消极的态度。4月27日，蒋介石最后决定由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出任平准基金会委员。 在确定平准基金会中的英方和美方委员人选时，中美之间较早便正式确认福克斯(A. Manual Fox)为美方正式委员，但中英之间却为英方人选产生了较大分歧，以至于平准基金协定签署之后几个月里，平准基金委员会无法成立和运作。英方起初提出原中英平准基金会主席罗杰士，蒋介石加以拒绝，甚至不同意罗杰士担任基金会的临时代表，这使得英方感到难以理解，因为罗杰士对维持平准基金始终持积极立场。事实上，1941年1月初宋子文报告蒋介石，称罗杰士飞抵华盛顿参加平准基金借款谈判，当时蒋介石便电示宋子文：“罗杰士言行不正，希加以注意。金融及外汇权必须操之在我，不可信赖外人也。”(66)按杨格的说法，主要是罗杰士一直坚决主张维持上海外汇市场，与蒋介石和孔祥熙把外汇市场内移重庆的主张分歧颇大；罗杰士还不自觉地介入了宋子文与蒋介石、孔祥熙之间的纠葛，故为蒋、孔所不容。(67)一直到1941年7月底8月初，英国政府作出让步，决定由驻华大使馆原财政顾问霍伯器(Edmund L. Hall－Patch)作为平准基金会的英方委员，并且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68)罗杰士则改任为港府经济顾问。这样，中英美平准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名委员终于确定：中方委员陈光甫、席德懋、贝祖诒，英方委员霍伯器，美方委员福克斯，陈光甫被国民政府指定为主席。根据中方要求，名义上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总会设于重庆，但委员会成员主要在香港办公。 1941年8月中旬，中英美平准基金开始运作，按照1元法币合3.156便士的牌价供汇。在最初的一个半月里，平准基金会共售汇约1000万美元，相当于申请购汇总额的50％。(69)由于7月份美国冻结中国在美私人存款，英国也宣布了同样的政策，国民政府同时加强了对于进出口贸易购汇结汇的控制，外汇黑市一度被抑制。这使得蒋介石对于平准基金会的评价一度转趋正面：“平准基金会开始服务，上海各外商银行外汇黑市完全取消，金融政策已能实施，惟物价上涨之风未息，为可虑耳。”(70)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市场上对于外汇需求的增加，中英美平准基金无法维持法币汇价的稳定。到11月底，平准基金总共售汇已达2300万美元，但依然无法阻止法币汇价节节下跌，最低达2便士。应当指出的是，中英美平准基金会售汇总额中，中方出资部分就有2000万元，其余为英国部分，美国方面的出资额5000万美元却没有动用。(71)而蒋介石对于平准基金会的不满也与日俱增。在他看来，外汇政策应当由国民政府统管，平准基金会的运作不能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应当在重庆而不是在香港办公。如11月15日，蒋介石本人直接向财政部和四联总处提出：“我方维持沪市平准工作，适资敌伪投机取巧之隙，于我有害无利，实不如及早筹划将上海汇市根本放弃，转图加强内地必需物资之外汇供给为主，当更有益。”(72)而平准基金会主席陈光甫的表现，也使蒋感到无法容忍：“平准基金之不负责办事，以致法币惨落，陈光甫之市侩自私可痛更甚，该会各员非在渝办事不可。”(73)“陈光甫主持平准基金会，借美国势力以自重，不仅挟胁百业，而且抗拒来沪来渝召集会议之命，逗留香港，托病辞职，此诚奸商市侩之甚者，痛愤无已。”(74)“平准基金工作不力，外汇日下，物价激增，最为可虑。”(75)“中英美平准基金用非其人，不惟不能收效，且使法币之价更贬，物价暴涨，而财政部统制金融无策，竟使高利贷放囤积之风更炽，此为本年最恶劣亦最危险之一事。”(76)但是，根据1941年4月签署的中英平准基金协定和中美平准基金协定，平准基金委员会被授予了管理与运用平准基金的全权，根据签署平准基金时宋子文分别与英、美方面的换文，虽然国民政府的外汇管理机构将专司管理中国所有外汇之责，但却不包括中英平准基金和中美平准基金项下的外汇。(77)因此，国民政府方面难以直接干涉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独立运作，甚至对于陈光甫等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中方成员，也无法直接指挥。另外，蒋介石也意识到，此时平准基金会的体制及其运作同时涉及英美两国，情况甚为复杂，因此没有公开提出交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旋即上海租界和香港被日本占领，中英美平准基金会在两地的业务终止，相关人员迁至重庆。中国的国际交通口岸被阻断，正常意义的国际商贸活动基本终止。此后，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平准基金会公布的汇价是1元法币合5美分，但是国民政府采取了严厉的外汇管控，不再靠向市场抛售大量外汇来维持官方汇价。这样，平准基金会以往通过售汇来平抑法币汇价的活动也相应停止了，平准基金会名存实亡。另外，自1942年年中起，中中交农四行实行了业务划分，中央银行在统筹外汇收付、管理金融市场方面的权限和作用明显加强，此外还有直属行政院的外汇管理委员会。这样一来，平准基金委员会在外汇管理方面的职能愈益淡化。至1943年6月，虽然宋子文曾表示希望继续延长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但蒋介石决定不再延长，称“此次因满期而决定取消，盖亦因今昔需要不同，故乘机除此束缚。”(78)加上美国和英国也都不再愿意继续支持业已极大背离实际状况的法币官方汇价，于是到1944年，中英美平准基金宣布结束，英、美方面提供的资金的本金和利息均得到偿付。 应当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蒋介石刻意让平准基金会边缘化并且最终决定中止平准基金，但却要求美国方面支持中国政府公布的官方汇率，尤其是在中国向驻华美军所垫借巨额法币的结算方面，一再要求按照官方汇率结算。美方则认为，与黑市相比，官方汇价极大高估了法币，美方无法接受按此结算的欠款额。中美双方这方面的争执成为难以解决的僵局，一直拖到抗战结束前夕。 在评价蒋介石关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平准基金的观点和主张时，应当首先指出的是战时外汇汇价问题的本质所在。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于经济领域的统制和计划，实施了对于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然而在作为中外商贸中心的上海，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与行政机构已经不复存在，进入外汇市场的主体呈多元化，法币汇价说到底是由市场对于外汇的供需关系决定的。虽然国民政府及平准基金委员会都希望稳定法币汇价，但国民政府能够做的只能是调整财政部与央行的相关政策，平准基金会则只能通过市场运作来维持法币汇价。蒋介石对于维持法币汇价的复杂性、困难性估计不足，对于导致法币汇价波动尤其是下降的原因认识过于简单，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对于中方政府银行和平准基金会大量售汇而依然无法抑制汇价下降，必然无法理解和无法接受。蒋介石对于平准基金会的运作机制的理解也存在着偏差。在参加第一次中英平准基金的各银行之中，虽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均属于政府银行，蒋介石可以令行禁止；但英方加入的是汇丰与麦加利这样的商业银行，英国政府虽然支持平准基金会的运作，但无法直接指挥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的代表在中国外汇市场上的具体操作。蒋介石把中英平准基金协定简单理解为英方承担了维持中国法币汇价的义务，进而把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是否能够全力维持法币汇价，与英国的对华政策、远东政策简单划等号，这样的思维逻辑、预期与相应的对英交涉，显然不可能奏效。 蒋介石与战时平准基金和平准基金会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还体现了国民政府的有关体制性问题。战时国民政府方面的外汇管理体制与机构颇为混乱，既有作为政府常设主管部门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又有战时设立的行政院外汇管理委员会机关和中中交农四联总处，以及名义上有着“无限制买卖外汇”职能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这些机构都与外汇政策及其实施相关，相互之间关系却难以厘清。蒋介石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无疑是国民党内政外交重大方针政策的最高和最后的决策者。另外，战时蒋介石还兼任行政院长多年(1937－1938年1月、1939年12月至1945年6月)，曾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直接行政主管。1939年四联总处实体化，蒋介石以农民银行理事长的身份出任四联总处理事长，对于战时金融机构和金融问题，可以实施“便宜措施”。因此，蒋介石对于外汇问题和平准基金问题的关注乃至发出具体指令，不能视为“干扰”。但是，毕竟外汇问题和平准基金问题，无论从外交领域还是金融领域，都还只是局部性的问题，如果对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买卖外汇以及平准基金的具体运用场合，都由蒋介石本人事必躬亲地直接指挥，如果对于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四联总处的外汇政策的制订与调整，都由蒋介石本人作出最后的决断，显然是很荒唐的。无论在中英平准基金还是在中英美平准基金阶段，与外国合作方达成的契约关系以及市场的实际状况，使得平准基金会的运作相对独立于国民政府的财经管理体制，无论蒋介石持何态度和是否满意。还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虽然最初把外汇市场的失控归之于宋子文，但还是委任宋子文主持了中英第二次平准基金交涉、中美平准基金交涉，主持了中英中美两个平准基金的合并，并且代表国民政府与美方接洽平准基金协定的延长事宜。另外，蒋介石虽然在中英美平准基金运作不久便对陈光甫极度不满，但直至1944年平准基金的结束，陈光甫作为平准基金会主席的职位始终没有变更。换言之，蒋介石最终还是意识到平准基金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相对而言在用人与体制方面都还是比较宽容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方面官方外汇市场停闭，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从美国获得了五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借款，蒋介石遂认为平准基金已无存续的必要，决定不再延长相应的协定。这实际上解除了英美政府接受和维持中国法币汇价的义务。旋即中美之间爆发了关于在华美军开支结算中的汇率之争，美方“在商言商”，不愿轻易让步，中方则进退失据，十分被动。因最高决策者的短视和决策过程未经充分认证，中方付出了沉重代价。对于中美之间这场汇率之争，笔者将另行撰文，进行个案研究。 注释： ①如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美］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台)时报出版社2010年版)。研究论文数量甚多，不逐一列举。 ②可参见吴景平：《蒋介石与战时美国对华财经援助》，《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吴景平：《蒋介石与1935年法币政策的决策与实施》，《江海学刊》2011年第2期。 ③如刘达永：《中美〈平准基金协定〉的签订与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吴景平：《美国和抗战时期中国的平准基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吴景平：《英国与中国的法币平准基金》，《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④如［美］刘易斯：《冀朝鼎与中美英平准基金会》，《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宋佩玉：《陈光甫与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⑤杨雨青：《中美英平准基金的运作与中国战时外汇管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⑥洪葭管：《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0－335、395－405页。 ⑦《徐堪致蒋介石电》(1937年7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以下简为蒋介石档案)，档号00208010900001003001a。 ⑧《徐堪致蒋介石电》(1937年7月15日)，蒋介石档案，档号00208010900001003002a。 ⑨《徐堪致蒋介石电》(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档案，档号00208010900001003003a。 ⑩《徐堪谈四联总处成立的经过》(1945年8月23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11)《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7年8月1日)，蒋介石档案，档号002－080109－001－003－012a。 (12)《徐堪致蒋介石电》(1937年7月14日)，蒋介石档案，档号00208010900001003001a。 (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册，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627页。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83页。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第12－13页。 (1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一)，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8年版，第50页。 (1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1)，(台北)“国史馆”2010年7月，第203－204页。 (18)《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1)，第254页。 (19)《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本。 (20)《蒋介石日记》，1935年9月30日：“庸之对于统一发行公库保管之政策，议决而不实行，必待英人李斯之到达，殊不知中国之政治经济之生死关头，皆在日本。今彼不估量倭寇之心理与毒计，而一意以英款为可靠，且不信己之政策，而遥望李斯洋鬼之赐惠，舍本逐末，可痛之至。”见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李斯，即英国政府首席经济学家李滋罗斯，当时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考察币制改革事宜。 (21)如《宋子文自香港呈蒋委员长报告与英大使详商借款事彼即将方案电政府电》(1938年4月29日)、《宋子文自香港呈蒋委员长报告美商借款及英借款进行情形电》(1938年5月17日)、《宋子文自香港呈蒋委员长报告英借款事下星期可由英阁决定原则电》(1938年5月28日)、《郭泰祺自伦敦呈蒋委员长报告维持外汇借款英内阁已原则上通过电》(1939年2月24日)、《孔祥熙自重庆呈蒋委员长报告罗杰士在英商洽维持外汇平衡基金借款经过情形及香港汇丰银行股东年会对我财政金融之评述节略》(1939年3月2日)，分别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96、197、199、207、211页。 (22)参见《孔祥熙致宋子文电》(1938年12月3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04－205页。 (23)《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9年1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05页。 (24)《孔令侃致邹琳转蒋介石电》(1937年8月16日)，蒋介石档案，档号00208010900001003001a。 (25)《财政部购买外汇请核办法》(1938年3月12日)，《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1000－1001页。 (26)《中国银行廿八年度业务报告及来年进行计划》，《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三)，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1页。 (27)《孔祥熙致宋子文电》(1939年3月5日)，蒋介石档案，档号002080109001003025a至002080109001003026a。 (28)《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9年3月9日)，蒋介石档案，档号002080109001003021X。 (29)详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5－449页。1940年7月，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代表，与英国汇丰银行的代表订立建立总额为300万英镑的B种平准基金的协定，其中汇丰银行出资100万英镑，中中交三行共出资200万英镑。B种平准基金系作为1939年设立的中英平准基金的后备金，但实际上未曾动用。而1941年4月设立的新的中英平准基金，则是由英国政府直接出资的。 (30)《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458页。 (31)《孔祥熙关于抗战二年中办理金融事项报告》(1939年9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第471页。 (32)《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9年8月12日)，蒋介石档案，档号002080109001003033a。 (33)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均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34)《蒋介石致胡适电》(1939年7月30日)，蒋介石档案，档号00202030000030017001x。 (35)《蒋介石日记》(1939年6月1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36)《蒋介石日记》，1939年6月24日，“上星期反省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37)《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38)《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1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39)《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2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40)《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2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41)“法币惨跌，英倭妥协，人心动摇，于此为甚。”《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42)《蒋介石日记》(1939年6月2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43)《孔祥熙致宋子文电》(1938年6月23日)，蒋介石档案，档号002080109001003054a。 (44)《宋子文致蒋介石孔祥熙电》(1939年6月22日)，蒋介石档案，档号002080109001003057a (45)《宋子文致蒋介石电并附致孔祥熙电》(1939年7月18日)，蒋介石档案，档号002080109001003062a。 (46)《申报》1939年7月25日。 (47)《蒋介石致郭泰祺电》(1939年7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15页。 (48)《财政部外汇审核委员会规程》(1939年4月25日)，《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下)，第1007页。 (49)《进口物品申请购买外汇规则》(1939年7月4日)，《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下)，第1008页。 (50)《巩固金融办法纲要》(1939年9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634页。 (5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71页。美国方面公布该电文的译文时，记为1940年5月17日。见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0年第4卷，第656－657页。 (52)《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77页。 (53)《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1月10日)，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54)《蒋介石致胡适并转宋子文电》(1941年4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08页。 (55)《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3月13日)，《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71页。 (56)中国银行民国三十年度业务报告，《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三)，第2270页。 (57)《蒋介石致郭泰祺电》(1941年1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40页。 (58)《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9日)，“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01008201002014a (59)《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244－247页。 (60)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busetts 1963, p. 186. 1941年3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在重庆开设外汇市场，由中央银行提供合法的外汇需要，但是在两个月内仅出售了不到20万美元，对维持法币的汇率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61)协定中文全文可见于《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465－470页。 (6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4日)，蒋介石档案，档号00202030000030054001x。 (63)蒋介石在1941年4月30日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写到：“对英对美主要交涉皆能得体，英美平衡基金皆能无条件成立，此乃本月最大成功也。”见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64)《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4月22、25日)，《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76页。 (65)《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4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311页。 (66)《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8日)，蒋介石复宋子文梗电，蒋介石档案，档号002－020300－00030－053。 (67)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p. 189. (68)《蒋介石日记》，1941年7月26日，见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69)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3, p. 252. (70)《蒋介石日记》，1941年9月3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1)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p. 252. (72)《蒋介石致孔祥熙、徐堪代电》，1941年11月15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489页。 (73)《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4)《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2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5)《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3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6)《蒋介石日记》(民国卅年反省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7)《宋子文致费立浦函》(1941年4月25日)、宋子文致摩根索函(1941年4月25日)，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366页。 (78)《蒋介石复宋子文电》(1943年6月28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88201002102a。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