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忠岳飞》剧照，岳飞大捷后，秦桧（左）反问高宗三个问题, 使高宗陷入沉思  乾隆《三希堂法帖》收录的赵构亲笔所书《付岳飞》，对岳飞信任之情溢于言表 绍兴十年（1140年）盛夏的一天，身在临安的高宗接到岳飞的捷报。中原大捷，高宗自然是非常高兴，他立刻召见了宰相秦桧商议下一步的计划。当时高宗的心情可想而知，大宋朝受了金国多少年窝囊气，想到当初自己被金军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好几次逃亡海外！现在，终于熬出头了。高宗肯定还会想，要是真能收复幽云十六州，完成太祖、太宗的遗愿，那自己就真是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了…… 高宗把岳飞大捷的奏报递给秦桧，准备听取秦桧的意见。没想到秦桧面无喜色，反问了高宗三个问题，就这三个问题，不但把高宗说愣了，也断送了岳飞的性命。 秦桧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岳家军真能消灭金军吗？”高宗陷入沉思。确实，金军的强大是高宗领教过的，宋军的软弱也是高宗亲眼所见，这才几年工夫，岳飞就能把金军彻底消灭了？这确实叫人起疑。当时，岳家军确实取得了一些胜利，并罕见地在平原上以骑兵对阵决战的态势击败金军。不过，金兵的损失也没有到一败涂地的地步。正当高宗陷入沉思时，秦桧的第二个问题到了： “您还记得前两年的淮西兵变吗？” 这个问题勾起了高宗的思索，绍兴七年（1137年）三月，刘光世提出退休，他所带领的淮西军各部互不隶属，矛盾日显。朝廷无法驾驭，最终刘光世旧部叛变，大肆掠夺，掳走庐州官员、眷属、百姓共二十万投降伪齐。不过，高宗可能还会想，“岳飞忠心耿耿，不会投降吧？”秦桧的第三个问题来了：“太祖皇帝龙兴之前也是个忠臣吧？”高宗心里 “咯噔”一下。这时，秦桧提出“见好就收”，趁着宋军占了一点优势，赶紧和谈。高宗想到自己从登基到现在没过过一天太平日子，才三十多岁已经有了白发。思索到这里，高宗下了决心——和谈。 想明白了的高宗想和谈，战场上吃了亏的金兀术也想和谈。最终双方达成了“绍兴和议”，宋金两国边境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 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绍兴和议”达成后，高宗皇帝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武将没有用了。怎么处理呢？这就要回顾一下大宋朝的立国传统。 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得帝位。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立即执行了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等一整套政策。解除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权与兵权，并从体制上限制军人，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 在宋帝国的体制中，枢密院是全国主管军政事务的最高机关，中书省是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并称东西二府。尚书省设有一个兵部，在理论上讲，兵部的权力很大，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国防部。但实际上，宋代的兵部形同虚设，顶多是个文书转移上通下达的文牍机关而已。兵权掌握在枢密院。另外设有“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负责管理全国军队。 这样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权，没有管辖权；三衙有管辖权，没有调兵权；最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由皇帝临时任命。与此相应的是大宋帝国执行得相当彻底的重文轻武、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 自从“靖康”以来，在金军的打击下，宋朝的正规军已经土崩瓦解。中兴四将所领导的部队是在后来近十年的抗金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南宋政权在生死线上苦苦支撑，没有必要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实行“以文制武”。一切都在适应战争的需要而自然成长。如今，和议已成。高宗就开始着手恢复“祖制”，处理武将。高宗的第一步棋是“明升暗降”。此时，中兴四将中的刘光世已经出局，还剩岳飞、韩世忠、张俊三人。高宗下旨：“岳飞、韩世忠、张俊入朝，封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同时，撤销了三个宣抚司。等于是把三个大军区司令员都晋升为国防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这就把三个人的兵权夺了。从此“遇出师临时取旨”，将调兵权收归朝廷。 在强行剥夺三大将兵权的同时，又先后压缩各路大军编制，将行营护军的番号改为御前诸军，并且将各路大军拆散肢解，化整为零。由过去的四路驻屯大军，改编为十路驻屯大军。于是，高宗很顺利地完成了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高宗虽然夺了岳飞、韩世忠、张俊的兵权，但仍然不放心，很难保证这些大将在兵权被夺后不会心生怨望，而他们在自己老部队中的号召力也不可低估。张俊发现皇帝要动自己，马上交权，还跑到秦桧那里表忠心。史载，张俊“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韩世忠则跪在高宗面前大哭，脱下衣裳给高宗看自己的伤疤。从此，他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军事，居家数十年，淡薄自如。按说都是有功之臣，张俊、韩世忠过了关，岳飞怎么就过不了关呢？朱熹有一个观点：韩、张二人在苗刘兵变中有救驾之功，和高宗关系较紧密，而岳飞相对疏远一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宗对岳飞的猜忌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一开始，高宗对岳飞还是信任的，觉得张俊、刘光世贪图富贵，只有岳飞是真心抗金，高宗曾在寝阁中接见岳飞，曾许诺全国的军队除了张俊和韩世忠，其余都归岳飞节制。但岳飞是行伍出身，缺乏政治经验，不懂揣测皇帝心思，对高宗的容忍度有所高估，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撂挑子威胁皇帝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后，高宗封岳飞为节度使，又封他为武昌开国子。之后，岳飞平定伪齐，高宗又加封岳飞为太尉衔，位列三公。高宗召见岳飞，问“中兴大计”。岳飞答道：“臣伏自国家变故以来，起于白屋，实怀捐躯报国，雪复国耻”，高宗听了十分满意。岳飞还说，除了“收复失地”，还要“迎回二圣”。有一种看法，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了。 不过，徽宗死讯传到江南后，岳飞也改了口，不提钦宗，只说“奉邀天眷归国”，而北伐成功是为拥护高宗“高枕”无忧地当皇帝。学者王增瑜就认为：“迎二圣”并不是岳飞和高宗发生矛盾的症结所在。 两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大概是绍兴七年。当时，刘光世放弃兵权，高宗想叫岳飞指挥刘光世的淮西军。这遭到了时任宰相张浚和刚刚出任枢密使的秦桧的反对，理由就是防范与裁抑武将。事实上，防止武将坐大的问题已经被提上日程。只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无法落实。高宗很清楚“不可能一边限制和得罪武将，一边要求他们奋力保卫自己。”张浚与秦桧认为，即便暂时不能限制武将，也不能主动帮助武将坐大。他们提醒皇帝：让一员武将掌握过大的兵权，一旦此人功盖天下，便悔之莫及了。高宗听后深以为然，当即给岳飞另外写了一份手诏，告诉他：合军一事，“颇有曲折”，委婉地取消了成命。张浚又去找岳飞谈话，装作征求意见的样子，问岳飞对于让刘光世的部将统领淮西军的意见，等于是拐弯抹角地告诉岳飞事情起了变化。岳飞据实相答，认为张浚的人选在能力和性格上都有缺陷。张浚又问张俊和杨沂中，岳飞又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张浚按捺不住，一句很伤人的话冲口而出：“你的意思是非你不可。”岳飞答：“难道我是图谋这支部队吗？”两人就此闹翻，此后，张浚多次上奏皇帝，坚决弹劾岳飞说“处心积虑地就想兼并别人的部队”。 岳飞的举动更是把皇帝推向了张浚一边。得不到淮西军的指挥权，他擅自躲到庐山为亡母守孝，不理军务。这就等于跟皇帝摊牌，以撂挑子要挟天子。由于军事形势所迫，高宗没法发作，只好压住怒火。他给岳飞最主要的助手参谋官李若虚和统制官王贵二人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让这两个人前往庐山请岳飞还军。岳飞闭门不见。李若虚反问岳飞：“你有什么资本不服从朝廷的命令？朝廷怪罪下来的话，就是咎由自取。你原来就是一介草民，皇帝不嫌你出身微贱，不到十年就把你从士兵升到太尉，你这样对得起皇上吗？你对得起朝廷吗？你不想收复中原吗？你辞了官，没了兵，如何抗金啊？再说，我俩追随你多年，现在奉旨请你下山，如今我们怎么回去复命？皇上不敢杀你，我们俩可就完了。” 这一番话很有可能就是高宗深藏在心底，想说而没有说的话。 岳飞下山之后给高宗写了一道请罪奏折。高宗也说了一番看似不软不硬，实则杀机四伏的话：“对于你这一次的轻率举动，我并没有生气；要不然，必有惩处。这就是太祖所说的：犯吾法者，惟有剑耳。之所以还让你统领部队，把中兴大业托付给你，就是因为我没有生你气的意思。” 回去之后岳飞就整军经武，准备多立战功，扭转高宗对他的恶劣印象。高宗也表现得很大度，说：“恢复之事，朕未尝一日敢忘于心。”叫岳飞好好打仗，收复中原。可实际上，君臣关系已经出现了严重裂痕，再难修复。 建言立储，屡犯大忌 这年八月，岳飞又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岳飞觐见皇帝，在汇报完各项工作之后，拿出一份拟好的奏折，奏折的意思是“建议皇帝立建国公为太子。”世人皆知，高宗没有生育能力，但他才三十多岁，正值壮年，还存着个自己生儿子的念想，岳飞把这事提出来，皇上能不生气吗？高宗的涵养还不错，没有发作，只是说：“这种事不是这个领兵驻外的大将应该说的，你退下吧！” 岳飞提出此事的出发点还真不是干预皇室内部事务，还是为了他的北伐大计。当时，岳飞听说金人准备立宋钦宗的儿子为帝，建立傀儡政权。毕竟，相比高宗而言，钦宗才是大宗。岳飞建议中所说的“建国公”是宋太祖的嫡出后代，相对于宋太宗之后的钦宗而言，更是大宗，此举可以排除钦宗对高宗皇位合法性的威胁。虽说是一心为国，但是，岳飞插手中央政治，管到皇位的继承人人选，这在宋代绝对是个极大的忌讳。南宋初年国家动荡，干戈不息，需要军人出力保家卫国，压制武将的情形虽然有所好转，但是大体上对武将的防范之心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他三位将领，像张俊、韩世忠和刘光世都是只管埋头军务，很少插手中央政务，当然也没有建立像岳飞那么大的战功——偏偏岳飞做了那出头鸟，直接插手皇家最核心的皇位继承问题——这怎么可能不引起高宗的猜忌呢？ 当时，岳飞的“岳家军”有十万之众，兵力最强，财力最厚，名义上是王师，实际上是自己的私家军，各级军官对岳飞本人的忠诚度比对朝廷还要高，潜在的隐患很大。据南宋枢密院机密文档透露：南宋朝廷多次向岳家军派遣监军，都被岳飞以各种理由阻挡，只好派遣卧底人员进入岳家军，后来这个卧底凭着自己的本事做到了军需官，统筹粮饷，受到了岳飞的重视。在一次饮酒闲谈之中，岳飞自比曹操。他还要求高宗给他添兵，被高宗拒绝——北伐是不是扩充势力的旗号？疑问已在高宗心里根深蒂固。甚至岳飞礼贤下士，留心翰墨，也让皇帝疑神疑鬼。 不仅如此，岳飞还在政治宣传上另搞一套。那时，南宋出师北伐的目的是收复失地，在政治上并没有明确提出要“迎回二帝”，可岳飞却大张旗鼓宣传“直捣黄龙，迎回二帝”，岳飞自己这么说说也就算了，他还命令军中乐师谱曲，在岳家军中广为传唱，大造声势。更叫高宗不能接受的是，岳飞不听朝廷的训令扩编军队，还依仗武力向驻地富豪大户征粮征税，对地方财政税收横加干预，以抗金之名，私自截留地方财税为己有。岳飞的“岳家军”在高宗眼中，已经近乎于唐末五代的藩镇。 所以，在“绍兴和议”之后，张俊、韩世忠乖乖地俯首求饶，都过了关，就是岳飞不能过关。还有史料记载，在双方暗中和谈时，兀术曾给秦桧寄信：你天天求和，但是岳飞却意图北伐，况且他杀了我的女婿，此仇不可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在颍昌之战中，兀术的女婿被岳家军所杀，许多学者相信这封信确实存在，对岳飞的被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王夫之看来，高宗解诸将兵权急于议和，而秦桧为了坚定地推行议和方针必须解诸将兵权，岳飞在解兵权和议和两个问题上都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君权与相权在这件事情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岳飞也就难逃一死了。 秦桧给岳飞罗织了三条罪名。第一条罪名，说岳飞在军中抱怨，国家没救了，皇上不修德。这叫“指斥乘舆”批评皇帝。第二条罪名，岳飞在撤军时问张宪：“这天下事应该怎么办啊？”张宪回答：“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第三条罪名，岳飞跟张宪说：“我跟太祖爷一样，都是32岁当节度使。”这三句话连起来听，具有无限的解读空间。历史学讲究“剪刀+糨糊”，秦桧对此自是熟稔，把这三句话黏合在一起就是——岳飞想取而代之。 岳飞真的要取而代之吗？在押解回杭州的路上，经过岳家军的驻地，不少岳家军将领到驻地来见岳飞，声泪俱下，劝其“自保”。岳飞一拍桌子说：“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我不负朝廷”，把手下人全轰了出去。 高宗派御史中丞何铸主审岳飞。何铸说：“有人告你谋反。”岳飞二话不答，衣服一脱，背上四个大字“尽忠报国”。何铸审了几天没有结果，觉得这案子没法审，反而为岳飞辩诬，叫秦桧另请高明。秦桧换爪牙万俟卨上阵，也审不出结果。岳飞在狱中以绝食相抗，并不自诬。最终高宗下旨处死岳飞，这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刑部、大理寺提议，“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乃多差兵将防护。”本来秦桧和万俟卨以刑部、大理寺名义上状，想留岳云一条命，但高宗没有手下留情。 什么叫“莫须有” 高宗与宋太祖不同：太祖有大智慧，很少耍小聪明；在冲锋陷阵中形成了威望、自信与才干，对再能干的文臣武将基本能够收发如意、摆布自如；或者换句话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军阀，因此并不惧怕那些小军阀。高宗虽号称“中兴之主”，但还是凭着皇家正宗子孙的血脉登上的皇位，意志与毅力相当脆弱，远远说不上强悍；特别是由于缺少军事才干，没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厮杀的经验与阅历，没有由此建立起来的威望与自信，于是，在内心深处，对军人可能的尾大不掉、拥兵自重充满恐惧。 八年前护卫亲军的叛乱，眼前的淮西兵变，都在提醒他，杯酒释兵权的道理。以史为鉴的南宋君臣恐怕也知道，像他们这样跑到江南去“中兴”的政权此前也有一个——东晋，当年无论是篡位失败的桓温还是成功禅代的刘裕，都以北伐作为积累政治资本的手段。如果岳飞真要收复失地，那可是再造宋室的不赏之功。 史书记载，岳飞蒙冤时，韩世忠闯进相府见秦桧：“岳飞到底有什么罪，你要害他。”秦桧回答：“其事莫须有。”人们想象中，韩世忠拍着桌子问秦桧：“你这么做自毁长城，过得去吗？”秦桧哆哆嗦嗦地说：“可能有吧。”实际上，此时的秦桧圣眷正隆、大权在握、有恃无恐，懒得跟韩世忠废话，他以反问、诘问口气说“难道没有吗？”一句话就把韩世忠给打发了。 岳飞必须死，罪名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乃上意也”。 史书记载说，判决公布后，“天下冤之”，众多士民为之下泪。行刑当日，杭州城凄风苦雨，整日不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