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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国时期，西藏城市受到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变动的巨大影响，其发展进入一个艰难曲折的阶段。民国前期，一方面是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疏离，与毗邻省区发生多次冲突，导致川藏、滇藏交通沿线城市出现衰落；另一方面，十三世达赖喇嘛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开始在拉萨等城市推行新政改革，由此促进了西藏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起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有所修复，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有所加强，除拉萨以外，部分重要城市也有所发展，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区域一级中心城市，以日喀则、昌都、江孜等基巧所在地为二级中心城市，以大、中宗谿为三级中心城市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从而为20世纪下半叶西藏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 键 词：民国 西藏 城市 作者简介：何一民(1953-)，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985工程“区域与历史创新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史。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神州板荡，波澜叠生，中央政权更替频繁，这对西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加之英国、俄国等西方国家的侵略、干涉，以及西藏极少数上层僧俗分子的分裂活动，造成西藏地方的长期动乱和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紧张。但是，从北京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从蒙藏院到蒙藏事务委员会，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对西藏地区的管辖。此一时期西藏城市沿着清代城市的轨迹继续发展着，但是中央政权的更迭，外来因素的影响，内部分裂分子的蠢动等因素叠加，使得西藏城市的发展又有别于清代。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早期现代化转型，西藏地方也逐渐对外开放，与外界接触日渐增多，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解放运动思潮在西藏社会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些影响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并以城市这一重要载体一一呈现。 一、民国建立与西藏地方政治变迁 西藏自13世纪正式纳入元朝版图以来，就一直置于中央政府的治理之下。其后，中国虽经历改朝换代，但无论是哪一朝代或是哪一个民族的统治者执掌中国中央统治大权，都对西藏地区有效地行使主权，根据西藏地方的历史、现状、自然因素，制定并实施了发展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项事业的方针政策，与藏族等民族共同开发建设西藏。 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却在清季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清末西藏两次抗英战争中，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清廷，不但未能帮助西藏抵御英国势力的入侵，反而实行妥协退让的投降主义政策，导致了噶厦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严重分歧。光绪末年，康区发生巴塘事件，川边大臣赵尔丰凭借军事力量在巴塘、里塘地区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土归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川边地区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社会进步，但是，赵尔丰在处理“巴塘事件”中滥杀无辜，大大削弱了川边地区藏民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增强了康区乃至卫、藏地区的藏族僧俗上层对清政府的敌对情绪。而清政府为进一步扩大驻藏大臣的权限，在卫藏地区实施政教分离改革，力图剥夺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力，直接触犯了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僧侣的利益，遭到了西藏僧侣集团以及世俗贵族集团的强烈反对。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清政府为了保障新政的实施，从四川派兵入藏弹压，最终导致了达赖喇嘛外逃，进一步造成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对立，也为英国插手西藏事务创造了可乘之机。 1911年辛亥革命的风潮迅速席卷西藏，驻藏川军迅速分裂，打着所谓“革命”、“共和”口号的驻藏清军，动则杀戮，强索饷款，抢劫商贾僧众，导致了藏民排汉情绪高涨，造成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次驱汉事件，西藏的所谓“分离”运动也由此开始。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从此进入了将近半个世纪不正常的历史时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号召建立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在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①。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1](P.366)，“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自行定之。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1](P.367)。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在总统令中宣布：“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并在北京的民国中央政府中设立蒙藏事务局。同时，下令册封达赖、班禅，积极修复清末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紧张关系。十三世达赖返回西藏后，主动给贡桑诺布写了一封信，派蒙古族喇嘛罗布桑东珠尔为代表，前往北京。1912年10月28日，北京政府发表了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的命令，称“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前达赖喇嘛诚心内向，从前误解自应捐释，应即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以期维持黄教，赞翊民国，同我太平”[2](p.21)。1913年4月1日，北京政府又发布加封班禅令：“额尔德尼实赞共和，效忠民国，维持藏事，备著勤劳，本大总统实感嘉慰。应即加封‘致忠阐化’名号，以彰民国优待忠勋，尊崇黄教之意”[2](P.21)。同时，民国政府还奖励西藏驻京代表，在西藏地方选派国会议员，参与政治活动，派议员与出走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沟通。 民国的成立，给封闭的西藏带来了“民族平等”的新观念；在短时间内暂时缓解了清末极度紧张的“藏汉”关系；促使了精神领袖达赖回归祖国，为宗教至上的西藏政局的稳定创造了可能性；同时也为民国西藏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1913年4月2日，袁世凯任命陆兴祺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同年6月14日，又任命陈贻范为西藏宣抚使、胡汉民为副使入藏，疏通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1916年6月，袁世凯因称帝而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郁愤中因肾衰竭病死。其后，北洋军阀分裂，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之中。但是，北洋政府作为中央政府仍然采取了多种积极措施，力促达赖倾心内向，以修复与西藏的正常关系。1919年，北京政府通过甘肃督军张广建，以各界社会名流朱绣、李仲莲及红教喇嘛古浪仓等组成甘肃代表团，由青海赴藏，“与达赖联络感情”。8月，甘肃代表团抵达拉萨，受到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格外优待，代表团与西藏僧俗上层广泛接触，交换意见，达赖喇嘛和班禅都开始认识到英国欲将西藏作为殖民地的企图，因而主动表示倾向共和，向中央靠拢，使“中藏交情从此断而复续，甚愿照旧和好”[3](P.58)。甘肃代表为疏通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走出了可喜的一步。这是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央政府和内地社会各界第一次冲破英国的阻挠，直接派社会名流和官员入藏，恢复了中断近9年的直接联系。但由于其时中国南北军阀争夺权力和地盘的斗争正激烈，政潮频起，尤其是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的矛盾已经开始表面化，直奉战争即将爆发，因而北京政府对藏事无暇顾及，“遂将达赖文件以及朱(綉)之报告，置于高阁”[3](P.58)。1922年5月，大总统徐世昌委派巫明远协同达赖派驻北京人员顿柱旺结入藏，疏通藏事，途中得知奉军失败，便中途折回，中央与西藏联系通道再次中断。 民国前期，由于清末西藏兵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上层统治者受到英国的拉拢，一方面“亲英”与“排汉”，另一方面也表示倾向共和，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因而直到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与内地的关系皆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特殊状态。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西藏与内地相邻省区的关系都处于不正常状态，因而严重地影响了西藏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西藏与内地的商道受阻，与周边各省区贸易大幅减少，人口流动也减弱，因而严重地制约了西藏城市的发展。 二、康藏冲突对西藏城市的影响 西康地区在清前期属于西藏，乾隆以后改归四川管辖，民国以后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多方面原因，川藏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与纠葛，先后发生过三次康藏纠纷。从民国初年至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西藏与内地毗邻省区一旦发生矛盾都是兵戎相见，这种局面对民国时期的西藏城市，尤其是康区城市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一)第一次康藏纠纷对西藏城市的影响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拉萨，“三数日后，消息传遍全藏”[4](P.75)。在西藏拉萨驻防的川军首先哗变，紧接着江孜、日喀则等地的驻军纷纷响应，西藏地方一片混乱，是为第一次康藏纠纷的开端。此后，藏军与驻藏川军展开激战，先后两次围攻拉萨，攻打汉军踞地第穆、哲蚌两寺，攻陷札什城，焚烧驻藏大臣官署，造成拉萨城内“老弱饿毙及投河者日有所闻，每日大炮隆隆，枪弹如雨”[5](P.414)，“日久食尽，遂有烹子而食者”[5](P.414)。川军在拉萨大肆淫赌，掳掠妇女，抢劫商贾，大昭寺周围之房屋亦被川军焚毁殆尽[3](P.26)。“各处警报频来，工布、江达汉民约400家被焚杀尽绝”[6](P.46)。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支持下，“驱逐”拉萨、江孜、日喀则等地的汉军，同时，又派遣藏军进攻康区。藏军乘势围攻康区重镇昌都，“殿宇壮丽，广阔数里，石楼参差，光彩耀目”[7](P.80)的强巴林寺被焚。既而攻陷定乡、稻坝、乍丫、三坝、理塘、波密等20余县。此次纠纷以1912年9月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率川、滇军队次第收复，并划西康为川边特别区，设置镇抚使而告终。 第一次康藏纠纷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对于西藏城市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可小觑的。战争造成人口减少、寺庙焚毁、建筑破坏、商业停滞，对本来就不甚发达的西藏城市而言，造成巨大的破坏。康藏纠纷虽然表面得到了解决，但是却扩大了康藏之间的矛盾，影响着康藏地区的局势，使得西藏城市的发展环境发生变化。 (二)第二次康藏纠纷与西藏城市 第一次康藏纠纷的战火未熄灭多久，昌都西北类乌齐的驻防川军与藏军因越界割草再起纠纷，并于1917年7月引发了第二次康藏战争。纠纷发生时正值中国内地各省军阀混战不断，南北分裂对峙，北京政府忙于内争，无暇顾及康藏纠纷，康区防卫极为空虚，为藏军东进提供了可乘之机。藏军于1918年1月初攻陷类乌齐，2月初攻陷恩达，4月兵分三路合围昌都，随后攻陷。藏军在占领昌都后，继续兵分两路东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德格、白玉、石渠、瞻化、宁静等县纷纷沦陷，全边震动。 此次纠纷以英国的介入调停，签订《汉藏停战条约》和《藏汉停战退兵条件》而宣告结束，但却使原本在民国初年动乱后遭到破坏的康区城市再遭浩劫，人口流失，城市被毁，原本脆弱的康区城市发展得更为举步维艰。而所签条约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康藏间的纠纷与矛盾，藏军仍时常在边区滋扰，“戕害驻防边军，焚毁行政官署”[8](P.95)，康区城市发展之路仍然踟蹰。 (三)第三次康藏纠纷与西藏城市 1930年6月，甘孜县大金寺与白利土司因争夺庙产发生纠纷，藏军借机向康区进发，并与驻康边防军发生武装冲突，第三次康藏纠纷随之爆发。这次纠纷持续的时间颇长，军事行动的规模也颇大。后经中央政府派员调解，双方多次谈判和反复交涉，历时10载，于1940年才终告结束。 数次康藏纠纷历时数十载，“耗帑巨万，而人民之损失，官兵之伤亡，更无论矣”[9](P.455)。对于康藏间的贸易往来、正常交往，也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康藏纠纷对西藏城市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对川藏交通沿线城市和商业贸易所造成的破坏等方面。昌都为“北通隆庆、玉树，东通德格、甘孜，东南通巴安及云南各地之唯一枢纽”[10](P.12)，曾经十分繁盛。但民初以后发生的多次战争使得川藏商道受阻，西藏与周边各省的贸易有所减少，内地商品除少数取道青海外，多数改道海路，经印度转口进入西藏，故而昌都渐失贸易枢纽地位。“至民国以来西藏开放，凡土特产悉由江孜出口，其北部皆就玉树县交易，南部直达阿墩子自行商贸，以本县市场日渐萧条而小本经营仍然如是，犹不如昔，此商务转移之概略也”[11](P.17)。此外，战争对昌都的直接破坏也十分严重，“藏军前队入昌都，奸淫掳掠，十室九空，复于各官署掘出藏鏹(银)20余驮，衣物无算，于是所有新墓均被藏军劫掘殆尽”[3](P.52)。随后藏军在昌都清查户口，凡民国后降汉之藏人皆处以酷刑。南京国民政府致祭专使黄慕松在1934年间过昌都时，看到“该地建设，日无进步”，而且“向之宏大壮丽之昌都喇嘛寺，今已破败不堪。而商业素著茂盛为滇、青、川、康、藏五处贸易之中心地，现因驻军风纪废弛，军饷无着，军事当局苛征结果，已日渐萧条，而人民迁徙他所者亦多夥，现人口仅有七百户”。黄慕松认为“如长此不图挽救，则昌都之不景气恐有甚于今日也”[12](P.15)。然而地方政府忙于战争，自然是无暇也无力进行城市重建。 三次康藏纠纷导致政局的长期动荡不安；战火的洗劫，使得西藏部分城市残破不堪，建筑破坏，人口骤降，田地荒芜，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川藏贸易线基本阻断，使得西藏商贸城市，尤其是川藏沿线城市经济遭受损失甚至毁灭性的打击。社会的动乱与战争的频发，严重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拉大了西藏城市与内地城市发展的差距。 三、十三世达赖改革与拉萨城市早期现代化转型 生逢清末民初乱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历经了英军两次入侵西藏的战乱，两次被迫流亡出藏，两次被革职，政途坎坷。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激发了他追求西藏民族自强的精神，同时也开阔了他的政治视野，拓宽了他认知世界的学识与能力。在第一次流亡内地的五年间，他目睹了清王朝的腐败，同时也察看了内地“新政”与发展实况；在第二次流亡印度的两年多时间，他又广泛地接触了国外的新知识和新事物，“曾向印度的英国吉斯百里大臣问有关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情形。由于他的丰富知识，始觉到世界的发展趋势，若不发展科学、文化，西藏便没有前途的”[13](P.35)。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与民国中央政府电文交往和与中央代表团的接触、交谈中，对“民主共和”的新政体也开始有所了解。历史环境的变迁，促使十三世达赖力图有所作为，要在西藏实行现代化改革，从而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 1912年，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经过充分思考，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藏历水牛年)1月8日发表了《西藏全体僧俗大众今后取舍条例》(简称《水牛年文告》，宣布开始推行改革，实施新政。其后数年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政治制度、军队与警察、经济、文化与教育、邮电与现代工业等多个方面推行了新政改革。十三世达赖的改革措施对西藏社会和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启动世俗教育，培养新式人才 由于电力工业、矿产工业等为新兴工业，没有新的知识和新式人才根本不可能举办，十三世达赖喇嘛深刻地认识到西藏的落后关键在于人才的匮乏。他返藏后即派遣多名贵族子弟到英国留学，“吸收西国的技术和思想，待完成各种训练后，回国开发利用”[14](P.193)。1916年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又先后派多人前往印度学习英文、军事、政治、电报电话和电力等。当所派贵族子弟从英国学成归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分别委任他们负责筹办各项新兴事业。故“留学风气在第十三世达赖在世时曾盛行一时”[15](P.45)。据《边疆教育》1934年的统计，西藏留英学生已达50余人，在印度学习的有10余人，在法国留学的有30余人。这些留学生大都就读机电、矿业、电务、军事等实用专业，返藏后为西藏地方电讯、机电、开矿等新型实业的创办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派遣人员出国留学的同时，达赖还聘请洋人为师，在西藏开办了一些新式学校。如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同意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及其妻子创办私立学校，经费由税收和教会补助，招收对象为附近藏民和商人的子弟，不用缴纳学费，讲授英、印及算术，学生最多时达到了40人，1924年停办[14](P.45)。1915年，江孜军官训练学校在英国驻江孜商务委员会公署的支持下成立，该校主要帮助西藏地方政府训练军官，组建新式藏军，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遣仲巴札萨、噶西台吉等一批高级官员入校受训。1916年，十三世达赖在拉萨创办藏医历算学校(门孜康)。1923年藏地方政府开办江孜英语学校，以开设英、藏文为主课，该校校长从印度聘请而来，“极力仿照英国学校的办学方法……施行欧西教育”[14](P.196)，学生多是亚东、帕里、日喀则等地大小头人的子弟。西藏地方政府给该校管委会的公函中明确指出：“已有一定藏语文知识的学生，要送到将要成立的英文学校去学习英语，培养需要的人才”，要“极力仿照英国学校办法”[16]。 虽然民国前期西藏所创办的新式教育有“洋化”、“奴化”之弊，但毕竟是西藏教育史上破天荒的开拓，为古老封闭的西藏高原迎来了人类近代文明的曙光，为藏族培养了一代新式人才。同时，这些教育改革均发生在西藏重要城市之中，如拉萨、江孜等，为城市的早期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虽然这些教育改革在西藏具有开拓性，但是与广大内地相较而言，其发展仍然较为滞后。1937年，中央入藏人员在拉萨看到的拉萨小学，“乃全藏唯一之现代化小学也……此时已有学生83人，多属旅藏汉人子弟，藏童入学者，三五人而已。”[17](P.12) (二)改革币制，开办近代实业 十三世达赖在经济方面，沿袭了清末张荫棠在西藏推行的“新政”方案，除建有“孜恰列空”(财政局)、“波康列空”(农务局)、“洛康列空”(制币局)、“甲察列空”(盐茶局)、“欧康”(银行)等重要财政、金融机构外，还着手改革了西藏币制，创办了一些近代新式企业，为发展西藏地方经济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成为“新政”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 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西藏建立正规币制一直到民国初年，西藏的金融秩序都一直稳定而有序。但民初以后，受英国等外来势力的影响，西藏的金融秩序发生紊乱，市面上流行西藏地方政府铸造的“章噶噶布”、“桑冈郭母”、“雪啊”等金银币和铜币，也流行英印的“卢比”、“托拉”，以及四川铸造的“藏元”等，币种种类之多，极为复杂，严重影响商品的交换和流通。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后，利用清末扎什造币厂的旧址及原有机器设备，改建仿照发行了清末的“雪阿”银币和“噶钦”、“卡冈”两种银币，同时印制发行了手工木刻版的“五章噶”、“十章噶”、“十五章噶”、“二十五章噶”、“五十章噶”等5种单色纸币。此为西藏纸币发行之始，完备了西藏货币的类型，便利了商贸的交换与流通。此外，还开办扎什机器厂，以堪仲大喇嘛为厂长，有工匠300余人，生产枪支、弹药、刺刀、长矛等武器[18](P.130)。黄慕松在考察后，称其“每日可制出子弹3千粒，每人在6月可出步枪1支”[12](P.77)。1924年又开始在拉萨北郊夺底沟地方引水修建西藏第一所水力发电站，1928年竣工，正式运转发电。随即又在扎什建成了第一所电力造币厂，由夺底水电站输送供电，同时在罗布林卡夏宫也安装了供电设备，点亮了西藏历史上第一盏电灯。1931年后，达赖又命人着手开展拉萨市内供电业务，从印度购置电线、灯泡与交电设备，在杰布岗(今拉萨市区内)建起一座供电站。至1936年，布达拉宫与大小昭寺、噶厦官邸、热振官邸、热振拉章、贵族之家以及八角街各大商号、工匠之府第均安装了电灯，近代的科技文明走进了古老封闭的拉萨。1931年，达赖将吉梅、罗堆、夺底造币厂与扎什造币厂、夺底水电站统一合并，成立“扎西列空”，即扎什电力机械厂。扎什电机厂是整个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最大的近代工业性质的企业，集经营电力、铸造货币、印制纸钞、邮票以及兼营财政、所辖谿卡的税收、办理银行汇兑等综合业务于一体，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制币中心。 民国以后，西藏地方政府接办邮务，并于1918年正式成立“札康”(邮政局)，掌握东(拉萨至江达)、西(拉萨至江孜、亚东)路邮务，发行邮票。吴忠信在其报告书中称，“藏人在拉萨亦设有邮电局，发行简单之邮票，一过江孜，即不能通行，而须改贴印度邮票，江孜至印度噶伦堡，沿途每隔十余英里，即有英人所设之台站一所，房屋整洁，距离适中，电报电话，畅通无阻。拉萨至江孜段，藏人每隔四十里，设邮站一所，邮件由各站邮差，更番递送，亦颇便利。”[12](P.188-189)1925年又成立了“达尔康”(电报电话局)，开辟有限电话与电报业务，“每年商业电话可收费400卢比，官电免费，除开支外，可盈利四分之一”[19](P.307)。到了“民国22年交通部在拉萨设有无线电台，与内地可直接通电”[12](P.189)。 民国时期，拉萨继续发挥着全藏经济中心的作用，币制改革改变了西藏地方币种混乱的局面，促进了商品的交换和流通，使拉萨的商业贸易更为发达，市面商品繁多，不仅有来自内地和蒙古、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地的商品，甚至还有来自欧洲的“珊瑚、琥珀、小金钢钻石”等奢侈品。“拉萨有北平商店7家，各具资本数十万元，经营绸缎及瓷器等物；尼波尔商店约150余家，多属小资本，经营杂货业，此来尚有来自各地之流动商人及当地之小贩，类于路旁临时设摊交易，数亦可观”[17](P.107-108)。 近代实业的开办，使得西藏这一古老、封闭的圣地开始有了近代化的气息。城市中开始使用电灯，达赖喇嘛甚至购买了汽车。电报、电话的使用极大地方便了外界与西藏和西藏城市间的联系。工厂的建立成为西藏地方近代工业的初步尝试，虽然并不成功，但是至少使得神秘高原迈出了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步。早期现代化的气息同时也感染到城市中的居住者，尤其是贵族阶层，“拉萨世家官吏……其较欧化者，每日必饮牛乳茶或咖啡，家中雇有专制西菜之厨役，饮酒必白兰地或威克司”[17](P.106)。 (三)改革税制，促进贸易发展 民国时期的西藏税制包括沿袭清代的乌拉差役与革新的商业税两种并行制度。其中，商业税始于清末，以货物流通税为主，分为“削差”(关卡税)和“粗差”(集市交易税)两类，但是税收微乎其微。民国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英印商品的大量入口，以及西藏周边贸易的发展，商品流通日趋活跃。十三世达赖顺应时势，开展税制改革，于1915年建立“甲察列空”，主管盐茶税收。同时，在阿里、噶达克、拉孜、帕里、聂达木、日喀则、拉萨、林芝等重要商贸城市设立盐、毛税卡，征收过境的盐税与羊毛税、皮张税；在那曲、加里、止贡、帕里等24处设立茶税卡；在亚东、帕里、吉隆、聂达木、噶尔、普兰等地设货税卡，征收从印度、尼泊尔进口商货的过境税。以上各项每年可征收税款14万大洋。[20](P.283) 税制的改革使得西藏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增，一改西藏地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增强了城市建设的经济能力，三大寺、大小昭寺和城市街道得到了修缮。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城市商贸的发展，城市商贸的发展则有利于拉萨及后藏江孜、噶大克、亚东等主要商贸城市的发展。民国时期的拉萨“为前藏之首邑，达赖喇嘛驻锡于此，亦为全藏政教之中心，并为工商业之要区”[21](P.43)。“贸易以牲畜、砖茶、织物、佛具为最盛……市廛错列，商务兴旺”。法国人大卫·妮尔到拉萨后也看到：“西藏的首府是一座热闹的城市，虽然这里居民不是太多，但其街道自旭日东升一直到黄昏都被阻塞得很难通行……除了在城市的一小部分地区之外，拉萨的街道都很宽阔并由市场隔开。相对而言，它们都被保护得相当干净”[22](P.297)。 民国前期，十三世达赖以西藏城市为依托展开了全面改革，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它对西藏城市早期现代化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客观上使西藏开始走出中世纪宗教王国封闭的堡垒，跨入现代文明的门槛。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长期处于亲英势力的包围下，故将改革作为维护和巩固其在西藏的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并与中央政府恢复对西藏行使主权对立起来，特别是以“扩充军队，建立警察”作为“新政”的主要内容，更是反映出此一时期西藏僧俗上层企图通过军事实力的扩张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政治动机。但是“新政”改革也深刻地触动了西藏的政治制度、落后的经济基础和传统的宗教观念。 四、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 中华民国前期，在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的双重压力下，中央政府对西藏一方面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另一方面却无力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主导下进行着现代化的初步改革，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军队建设和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国家逐步从形式上的完整向实质上的统一过渡，南京国民政府治藏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治藏理念上也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强调与内地的“同一性”，推行地方自治，到更多地注意西藏的“特殊性”③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得以重建，政治环境趋于稳定，经济交往重新密切，西藏城市获得了比较好的发展机遇。 (一)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的重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即高度重视改善内地与西藏的关系，一方面宣布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也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对西藏的治理。根据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成立的“蒙藏委员会”，管理西藏地方、蒙古地方(包括今蒙古国)以及其他各省蒙族、藏族聚居区的行政、宗教各项事务，直属国民政府，后改为行政院所属部会之一，作为中央政府主管蒙藏政务的最高机关，并多次派专使赴藏宣慰，试图消除隔阂，改善关系。蒙藏委员会成立后，在国民政府治理西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从巩固国防、抵御外辱的需要出发，在对待西藏、蒙古等边疆地区的指导思想上，逐渐以国防问题取代民族问题，并奉行和平主义原则，公平调解康藏、青藏纠纷。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进入了热振摄政以及汉藏关系有所恢复的历史时期。1934年8月28日，国民政府专使黄慕松一行抵达拉萨，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代表中央政府主持册封大典，颁发玉册玉印，并与噶厦政府进一步磋商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等问题。在十三世达赖的三名转世灵童寻访完成后，1940年2月22日，中央代表吴忠信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坐床仪式，使中央和西藏的关系、汉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抗战胜利后，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拟定《战后蒙藏政治设施方案》，就战后西藏应实行的政治体制做了整体的设想[23]。同时，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通知噶厦选派代表参加，噶厦派图丹桑批、索朗旺堆等十人参加。国民政府又采取多项措施加强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如任命沈宗濂为驻藏办事处处长，许诺西藏地方高度自治，积极帮助热振活佛复位等。然而，国民政府与热振活佛的亲密关系反而引得西藏亲英派与英国的不满，将热振活佛秘密毒死。后因南京国民政府即将发动第二次国共内战，无力西顾，西藏的亲英势力更加活跃。 (二)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的重建对西藏城市的影响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在逐渐破冰和缓和，西藏与内地关系也开始得到重建，从而为西藏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首先，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的重建，打破了清末民初以来的对立与战乱局面，为西藏城市的平稳发展营造了相对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同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全球的普遍展开，英国、苏联等曾经对西藏有过野心的国家忙于应付自己的敌人无暇东顾，也从客观上放松了西藏的政治压力，这就更为西藏城市提供了发展的良机。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缅甸后，国民政府苦心经营的滇缅交通线阻断，很多物资不得不从陆路走西藏运输，由此促进了沿边贸易城镇的发展，其中帕里和亚东有较大的发展。其时帕里、亚东两地居民人口总数近2万人，除部分务农外，有相当部分人以从事商务为生[24]。故而各种人口汇聚，亚东的“房屋、人口均增加一倍多”，内地商人由三四家发展到11家，西藏的大商行邦达昌、三多昌等也在亚东建有大型货物堆栈[25]。1944年，亚东有“店铺百余家，平行街道两条，房屋多系木制，无楼房，整洁精雅”；英国于亚东“设有商务委员官署，驻扎军队，开办有学校、医院、邮电局”[26]。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拉萨城市因战事物资运输及贸易得到了发展，一度成为云南、四川、康区、青海等地商人云集之地，由拉萨、昌都通往云南、四川的运输通道马蹄声不绝于山间[27]。 其次，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的重建，促使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将西藏纳入统一的抗日战争战略规划中，提出了一系列构想来推动西藏发展，由此也带动了内地与西藏间以经济贸易为主的交流活动，西藏城市经济又一次因内地因素而提振。 到抗战时期，滇缅国际交通路线被阻，通过西藏与南亚的交通与商贸受到政府的重视。黄慕松分析认为：“康藏交通不便，年来战事时起，内地货物多改海道入藏，因之无论英藏印日中各货物，大半由亚东关进口，经江孜分转各地，其他尼泊尔、不丹等小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有大米、五金、药草、香料等，及“内地北平商人、青海货商每年一次由青海草地来藏贩卖马匹、酒、醋等件，购买羊毛皮货运青，多在拉萨交易”[28](P.27)。随着西藏与内地关系的修复，越来越多的内地商人进入西藏。在西藏的汉商主要是北京、四川、云南和甘青诸商帮，主要经营绸缎、瓷器、玉器、小手工业品(北京商帮)及茶叶(云南、四川商帮)、骡马、杂货、枪支、酒(甘青商帮)等。在拉萨的北京商帮，开办有“文发隆”、“兴记”、“德茂永”等商号，经营以绸缎为主。云南商帮，在拉萨设有云南分馆，以经营茶叶为主。此外，四川(包括西康)、青海也多有在西藏经商者。到1945年，“兴记”与“文发隆”两家最为兴隆，商业资本都在万品(每品50两)藏银以上，其他商号资本各在五六千品左右。[29](P.93)汉商的进入，促进了西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西藏城市与内地的经济、文化等交流，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西藏地区的封闭性。 再次，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西藏城市发展的治藏法规与治藏政策，尤其是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藏族教育的法规、法令与政策，建立了藏族教育行政机构与教育团体，推行了一系列的兴学措施和奖励制度，促进了藏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近现代藏族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南京国民政府为发展西藏现代教育，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扶助的措施，如划拨专项教育经费、编译教材、奖励办学、优待民族学生与边疆学校工作的教职员等。国民政府曾在西藏的拉萨和昌都等地创办过学校，其中以1938年夏末开办的“国立拉萨小学”影响最大。该校隶属于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由国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直接领导。第一任校长由办事处参议蒋致余兼任，建校初期，学校的教员几乎全部由驻藏办事处的官员兼任。最初在校学生不到100人。学校设有藏文班、阿拉伯文班、汉文班，课程设有藏文、国语、算术、历史、地理、公民、常识、音乐、图画、体育、习字和阿拉伯文等。后由于经费充足，学校规模不断扩大，除修建了礼堂、操场等各种文体设施外，还增设了幼儿班和上层人士子女特别班，在校学生人数达到300余名，教职工20余人。1947年，教育部决定把该校原有班级调整为国藏6班，分6年完成。此时，全校有学生187人，教职员12人。[30](P.320)虽规模与内地相较不值一提，但却是“全藏唯一之现代化小学也”[17](P.12)。除拉萨小学外，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在40年代还筹建过拉萨占扎小学与昌都小学。昌都小学于1941年9月7日正式成立，有学生53人。[31](P.558)1945年后又筹建了扎什伦布小学、拉萨藏民小学与龙厦学校汉文班。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在藏印边境印度的大吉岭和噶伦堡创办了两所中华小学，就近招收藏族子弟入学。 这些学校虽然无法与内地完备的教育体系媲美，但是对于宗教教育一统天下的西藏来讲，现代学校的兴起意义重大。虽然这一时期西藏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还十分不成熟，但是与历朝历代的教育形式单一化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方面，教育从神权的控制下走出来；另一方面教育逐渐走向了大众化、平民化。尽管这种演变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却对以后西藏现代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西藏三级城市行政等级体系的初步形成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下属地方行政机构主要有基巧(一般译作“总管”)、宗谿和谿卡三级，由此促进了三级城市行政等级体系的初步形成。 1.基巧——二级行政中心城市 基巧相当于现代专区一级的地方行政和执法机构名称。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西藏地方政府在重要的边界口岸、商贸汇集的地方或几个宗谿之上，又设置基巧一级行政机构，称基巧公署，委派噶伦或四品以上的官员前往施政、执法，处理宗谿难以解决的军政、司法、宗教事务。有关边境归属的纠纷、重大的军事行动以及杀人等重大司法问题，基巧仍需请示噶厦后遵行。基巧任期一般是三年至四年，任满去留由噶厦决定。基巧兼任其公署所驻宗宗本者，称为“基宗”。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共有九个重要的基巧： (1)拉萨基巧(雪基巧)，管理拉萨地区29个宗谿。 (2)霍基巧，后改称“羌基”，即藏北总管，管辖东从丁青，西至朗茹，北至西藏、青海交界，南至当雄广大地区的14个宗谿，主管府设在丁青。 (3)洛基(山南基巧)，也称山南地区总管，基巧府在泽当，管辖山南地区30个宗谿。 (4)日喀则基宗，后改称为藏基巧，即后藏地区总管。 (5)阿里基巧管理阿里5宗和6个世袭“本”，负责收税、执法，管理各地金矿、盐池、集市及马年大转经等活动。 (6)多麦基巧，西藏各基巧中最大的一个，最多时管辖昌都和西康地区34个宗谿。 (7)工布基巧，设于西藏工布地区，管辖工布宗谿。 (8)卓木基巧，即亚东总管，主要负责管理卓木地区行政事务，征收出入印度和西藏地方的货物税及与印度、锡金的商务往来，处理边民间民事纠纷。 (9)江孜商务基巧，负责为部分英国人供应柴草和日常用品，并办理商业口岸事务。 基巧的建立是为了削弱其他地方势力，把西藏统一在地方政府管辖之下。各地基巧的设立，使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辖区西从阿里、中经后藏、前藏，东至昌都甚至西康一些地方，比清代噶厦管辖的地区扩大了许多，因而基巧所在地也就成为西藏的二级行政中心城市。西藏的基巧在1959年后陆续撤并，改设为地区或市。 2.宗谿——三级行政中心城市 西藏古代的“宗”，本意为“城堡”、“碉堡”的意思。“宗”一般是各地大小酋长的住地和各地大小政教首领的官寨。元朝统一西藏后，开始任命宗本，新建了13个宗一级的行政机关。但相当于宗一级的“谿”的组织出现还要早些，一般宗的辖区较大，谿的辖区较小；宗设宗本，谿设“谿堆”。民国时期宗隶属于基巧，相当于县，因而宗本所在地也就成为西藏的三级行政中心城市。西藏的宗在1959年后陆续撤并，改设为县。参见下表。  3.谿卡——西藏城乡连结点 谿卡是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农业区的基层组织，在宗的行政管辖之下，谿卡分属各个领主。它既是经营农业生产的经济组织，也是基层政权组织，是三大领主统治、剥削农奴的具体机构。西藏的谿卡在1959年后陆续撤并，大多改设为乡。 民国西藏地方政府设立的基巧、宗谿和谿卡三级地方行政机构，规范了西藏地方的行政建制，为现代西藏地方地(市)、县、乡三级行政建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西藏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区域一级中心城市，以日喀则、昌都、江孜等基巧所在地为二级中心城市，以大、中宗谿为三级中心城市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从而为20世纪下半叶西藏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西藏主要城市的变迁 民国时期，西藏城市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改革的影响下有一定的变化，特别是拉萨出现了若干现代化的新要素，但新的要素仍然较弱，故而对城市规模的扩张作用不大，据时人对拉萨的考察，其人口较清代变化不大，“全市人口，除住民2万外，有各大寺之僧侣四五万。住民之中，藏人最多，汉人在清季有2千，今则寥寥矣；蒙人约1千，尼泊尔人约800，不丹人约50。经商者，汉人常有二三千，其中滇人最多，川陕人次之；此外，新疆、蒙古及西伯利亚、印度等之商人，亦常往来不绝。贸易以牲畜、砖茶、织物、佛具为最盛”。“拉萨输出品中，以铜佛为大宗，经典中最为名贵者厥为《甘觉尔》、《丹觉尔》两种，《甘觉尔》1002卷，每部值银400两，《丹觉尔》2008卷，每部值七八百金，行销于内外蒙古及青海、西康等地为多，惟版权在日喀则，非拉萨所有也。又拉萨所制之各种金银细工，及妇人之耳环佛阁等类，雕镂镶嵌，均极精巧，惟业此工者多为尼泊尔人，唐古特人虽亦能制造，但不如尼泊尔人之精巧也。又拉萨有以毒狼草根造白纸者，基质颇坚，可供藏人写字之用”[32](P.17)。拉萨附近皆产陶器，民初以前，仅烧瓦缶，不能制釉，“后由夏鲁寺(在拉萨之西，距日喀则50里)之大喇嘛名曰夏鲁教彦者，始发明制琉璃瓦及各种上釉之法；惟作陶器者无窑，其法置种种泥坯于大滩中，上覆以木柴牛粪等烧之，成品颇与内地相仿佛”。民国以后，藏汉冲突不断，故而拉萨与内地的商贸联系减弱，而与印度等境外的经济联系加强，“惟所出甚少，普通所用者，均由印度输入”[32](P.17)。 民国时期，前藏的城市除拉萨外，大都较小，与清代相比均变化不大。德庆城，位于拉萨河之南岸，“距拉萨60里，为通川大道之要驿地多候馆，往来行人多栖息之”。墨竹工卡城，在拉萨河支流乌苏河右岸，“西距德庆120里，东接川康驿道，水驿通皮船，为交通之要冲，卫东之门户也”。泽当城，“在拉萨之东南，滨雅鲁藏布江之南岸，水上交通允称便利，为前藏之一名城也，其地土壤肥沃，物产丰饶，所产果实，尤称丰美，村落稠密，人口繁昌，大小寺院，夹江棋布，僧侣甚多也”。曲水城以河流委曲得名，“在拉萨西南170里，土地平坦，土质肥沃，阡陌纵横，物产丰富，曲水西南15里，渡雅鲁藏布江，有铁索桥，名曰朱力桥”。白地城，在曲水西南140里，“滨羊卓雍湖北岸，为有名之市镇也。……然巴为春夏商贩所必经，冬以在雪封途，多所阻滞”。旁多城，在拉萨之东北，“当通甘大道之要驿，其西南有达隆，东北有勒整，皆小市邑也”[32](P.19)。 位于藏东门户的昌都，在清后期，为“川、滇、康、藏之孔道，而横断山脉之第一重镇”[33](P.42)，人口“计3967户，男8313丁，女11521口，喇嘛2800余人”[34](P.13)。昌都作为藏东政教中心，以藏传佛教寺庙最多，民初有详细记载的藏传寺庙就有20多所，仅南北大街“有大殿三座，高皆数层，金瓦宝顶，宏丽庄严”[35](P.13)。昌都第一寺庙强林巴寺，“殿宇壮丽，广阔数里，石楼参差，光彩耀目”[36](P.80)。此外，还有回民的清真寺，汉人的关帝庙、观音阁、龙王庙、土地祠、万寿宫等。[37](P.182)然而民国建立以后，藏汉不和，爆发数次战争，使昌都城市遭受严重破坏，人口流失，经济凋敝，商业停滞。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昌都“有街市之名，无街市之实”。[38](P.47)在战事平息后，虽有云南、陕西、四川等地商人来昌都设立分号，如云南“仁昌和”、青海湟源“歇家”、陕西“毛盛福”等，但这些商号大都“资本既小，商务不大，营业亦不发达”[38](P.47)，而且所售商品所占市场份额也有限。由于外国商品大量向西藏倾销，因而到民国后期昌都甚至出现“英印货品充斥，国货几乎绝迹”的现象。[38](P.47) 后藏地区的城市在民国时期也无大的变化。后藏首府日喀则以扎什伦布寺而闻名，为班禅额尔德坐床之所。然而民国以后，九世班禅受十三世达赖喇嘛排斥，于1924年逃至内地，1937年返藏受阻，圆寂于青海玉树。因而日喀则受到政教斗争的影响，发展缓慢，规模未见扩大，“住民约9千人，但僧侣尚多，总计约2万左右”。“在扎什伦布寺与日喀则之间设有广大市场，商业颇称繁盛，惟不及拉萨耳”[32](P.18)。 后藏另一重要城市江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埠，“惟贸易以不丹为主，商业地位亚于拉萨、日喀则，而甲于亚东、噶大克，为西藏第三大都会也。输出品多金沙、藏香、麝香等，制造业亦盛，如织物、毛毯、马鞍等，颇称有名”[21](P.46)。清季，英军侵略西藏，遭到西藏军民的英勇抵抗，爆发了江孜保卫战，经此大战，江孜遭到很大破坏，元气大伤。民初，康藏战事迭起，交通中断，内地货物多改由海道入藏，英、印、日货物也大量从亚东进口，经江孜分转各地；拉萨及各地所需日用品都经江孜分别运往。[12](P.49)故而江孜又因其区位优势而成为后藏重要的商贸城市，由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32](P.19-20)为了便于与西藏和海内外交流联系，江孜还设立有邮电局一所。 亚东，位于西藏极南之门户，通印之咽喉，光绪十九年开为商埠后，其贸易发展迅速，光绪三十二年(1906)，其贸易额达290余万元。除江孜、亚东外，后藏其他城市在民国时期并无大的发展。 民国时期，由于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减弱，失去了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也因政治、军事原因变得时断时续，故而经济发展缓慢，人口大幅减少，由此城市未能得到发展。西藏的政治、宗教中心城市拉萨在民国时期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相比内地中心城市的发展仍然十分迟缓。至于西藏的一般城市多数仅能维持清代的状况，部分城市如昌都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衰退。 注释： ①参见《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 ②本表资料来源：朱少逸《拉萨见闻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45页。 ③参见徐中林：《南京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刘国武《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及接管措施》，《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王海燕：《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④资料来源：根据周振鹤主编，傅林祥、郑宝恒：《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3～524页整理。 参考文献： [1]陈荷夫.中国宪法类编(下编)[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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