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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从达尔文1859年11月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创立生物进化论(the theory of evolution)之后,大多数人都相信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的,而最早的祖先则是来自非洲的智人(Homo sapiens)。事实上,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之前,对于生命来源的解释,人们普遍信奉的是突变论或嬗变论(transmutation of species),因为嬗变论对于生物的跳跃性变化和突变现象都有很好的解释。虽然在《物种起源》出版后的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中,生物进化论被人们无条件地信奉,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在达尔文的观念中,他并没有认识到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未能正确解释古猿如何演变成人;可以说,他过分强调了生物进化的渐变性,用“中间类型绝灭”(extinct intermediate varieties)和“化石记录不全”(the imperfection of the geological record)来解释古生物资料中所显示的跳跃性和突变性。所以说,像寒武纪生命大爆发(Cambrian Explosion)这样的现象就完全不能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进行说明。不仅如此,当我们用最直观的常识性感受来回顾、判断5000年的人类发展史的时候,从生理特征方面来说,我们自身与古人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进化之处,有些功能还出现了退化。总而言之,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生命来源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地考证人类起源呢?正如人类学家李济先生所言,关于人类文明的起源必须以信史(credible history)为依据,而不是依靠简单的推理(conjectural reasons)。思及此,我们可以借助于中外经典古籍,来寻找关于人类文明始祖和人类真正起源的信息。 西方神话传说中认为,人类始祖不是非洲智人,而是诺亚(Noah);起源地自然也不是非洲,而是亚拉腊山(Mountain Ararat)。因为古人的语境与今人大为不同,而且古人喜欢使用“神话隐语”(mythological enigma)的方式来记录和储存重要的信息,这些隐语实际上就是钱钟书先生所提到的“神话中的真实”(sacred Truth)。而这些隐语正是至关重要的“金钥匙”,能够打开人类认识自己的一扇大门。 关于诺亚的解读,被誉为“首位重视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的英国人”的约翰·韦伯(John Webb),在其1669年创作的《一篇致力证明中华国的语言是最初语言的历史学论文》中,考证出西方文字中暗指诺亚的Janus一词,实际上指代远古时代的Jaus(姬氏,黄帝之姓)。不仅如此,他在作品中还留下了赞美黄帝的语句:“黄帝即位的时刻正是智慧时代开启的时刻,也是崇尚高尚品德的起始。”(The history of it… when Emperor Jaus began his reign… begins Ages to wit… and much [i]nclined to moral v[i]rtue.) 而关于亚拉腊山的解读,我们可以参阅17世纪的两本西方经典。1614年,被BBC评为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之一的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编纂出版了《世界史》(The Historie of the World)一书。在书中,他认为诺亚方舟停靠在东印度群岛和锡西厄地区之间的山中(that the ark [Noah’s] rested upon part of the hill Taurus (or Caucasus) between the East Indies and Scythia),这正是昆仑山的所在地。而彼得·海宁(Peter Heylyn)在其1652年所出版的《宇宙史》(Cosmographie)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当然,中国学者苏雪林女士在其1956年发表的《昆仑之谜》一书中,明确地表示古昆仑的原型,本是小亚细亚阿梅尼亚高原之阿拉拉特山(Mountain Ararat,即亚拉腊山)。可以说,自昆仑山起,人类文明真正开启并传播开来。 而提到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的昆仑山,我们就不得不提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一条名为“尼雅河”的内流河。它是塔里木河的二级支流,在古梵文中,“诺亚”就是尼雅(Niya)。而对于“诺亚方舟”这一情节我们也可以解读为:在大洪水天灾之后,真正的“方舟”正是从昆仑山的尼雅河上漂流而下的最初的人类生命方舟。之所以如今居住在各个地区的人们的肤色、骨骼、面容均有不同,是因为自昆仑山而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人种的不同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