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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时代,最容易产生的分歧在“改革”与“维稳”上 现在,人们在谈论“百日维新”失败时,总是将其归结为当事人及其权争,在我看来,光绪与慈禧之争恰是一个改革还是维稳的问题,百日维新的失败证明维稳战胜了改革。经八国联军事件后,慈禧亦意识到“变法”一途,经派员出洋考察,形成立宪之识。然而,终究未能付诸行动。这说明,主张维稳的人在看到了维稳的后果后又会转向改革。然而,就慈禧的改革而言,可能是由于时机已过,由于到了社会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和矛盾随时都会激化之时,已经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改革路径了,因而,革命发生了。任何时候,一个社会都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在矛盾面前,如果以维稳为先而不是以改革为重的话,只能会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状态,甚至可能会因此而错失改革的时机。 改革的路径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从改革路径争执看清末的变法,也许会提出另一种假设:如果光绪不去与慈禧开展政制方面的直接争执,而是着重于推进实业、教育等,促进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可能晚清中国的历史又当重写。事实上,在变革的时代,最容易滋生出激进的主张,一旦展开争论,就会指向基本制度方面。这样做往往是加重了改革的难度,增添了改革中的变数。所以,在改革的时代,温和的变革立场往往显得弥足珍贵。陆润庠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虽然他与翁同龢同为光绪的亲信,但在变法的问题上,显然有着不一样的考虑。在这个问题上,陆润庠与翁同龢的不同并不在要不要变法,而是在变法的路径上有着不同的立场。其实,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在清末兴办企业、大举洋务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各要素也迅速生成了,而且,在产权的问题上,出现了股份制因素;在经营管理方面,也有了“官办”与“商办”的问题。依此路径走下去,市场经济就会成长起来,就能够引领着改革的路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停留在政制的问题上进行争论,可能就不会出现“百日维新”,也就不会再有慈禧的二次变法。这一点可能对每一个历史转折点上的改革都具有启发意义。 具有改革愿望的人,应当首先用自己的行动去诠释改革 在书中,作者分析道:清廷的变法、新政等,都未能避免政治的崩盘,其深层原因是腐败、外患和人民的不满。面对这些问题,清廷急于求成、过于激进,从光绪到慈禧,都犯了要么不变法、要变就急于求成的错误等等,作者的这些分析是中肯的,在一个政治体系已经病入膏肓之时,不治是等死,而下猛药则是促亡。 对于清末那代人而言,恰逢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可以说,在攘外治内的问题上,必然会存在着激烈冲突,特别是在“稳”与“变”之间,呈现交锋之势也就不可避免,以至于处在决策中枢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有着自己的立场。陆润庠是一位主张变革的温和派,他很少用言语去表达主张,而是用行动去响应变革和促进变革,从他“丁忧”期间举办企业来看,不仅仅是表达了救国情怀,而是要借此促变。既然最高统治者不思变革,那么,在自己能力所及之处,也用实际行动去促变,哪怕这种贡献是微不足道的,却是积极的和珍贵的。行重于言,具有改革愿望的人,应当首先用自己的行动去诠释改革。在这方面,陆润庠堪称楷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