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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岁末,我总想写点纪念自己老师们的文字。 去年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杨人楩教授去世40周年(1903—1973),今年是杨先生夫人、俄国史专家张蓉初教授去世15周年(1915—1999)。我没有见到过杨先生,但是张先生是我们俄国史课程的老师,读研究生时候我们几个学生又到她家里上课。和她聊天很快乐,很受教益,只是当时没有下决心和她学习俄语,错失了提高学养的一个机会。1998年留学回来后,不知何故,有一天系里办公室吩咐我给张先生送一个拖地的拖把,于是又见到了久别的老师,此后路过燕南园时也进去看望她。郑家馨教授在1994年写文章回忆杨人楩教授,表彰他在法国史和非洲史这两个领域的开拓之功。杨先生学英语和法语出身,192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经短暂担任过北伐军第二路军指挥部秘书,在1934年赴牛津大学留学之前在各地中学任教,而且出版有当时很受欢迎的外国历史教科书上下两卷。他在留学期间专攻法国大革命史,后来出版有优秀的学术专著《圣鞠斯特》。不过杨先生不仅是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作家,他自上个世纪20年代起就写作有大量的长短篇评论文章,论及民国时期的种种社会问题。 当下的话语里面隐隐地有着不少对民国时期各个层面社会状况的兴趣,包括对民国时期教育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评估。大众的和学界的这种文化思潮里面也有似是而非的东西,其中有一些是因为对季羡林和钱学森两位先生的言论没有做出审慎理解而引起的,误以为民国教育有利于大师的培养,误以为民国知识分子待遇普遍优厚。其实如果谁有时间到图书馆翻阅一下那个时期的旧报刊,一个比较完整的画面就会立刻浮现出来。杨人楩先生写过不少关于当时国内外教育问题的文章,有独到和深刻的见解。我在这里主要涉及的是长篇评论《教育漫谈》(1930),实际上是一个很扎实犀利的关于教育状况的社会调查和分析。 杨先生这个时候还没有留学牛津,主要的经历是在中学任教和写作时评,所以对普通文化人的生活有着切身体验。他主要谈的也是中小学的情况。他首先指出,在教育和文化落后的当时竟然还有明显的教师过剩问题,而且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也不高,有时小学教师的月薪不过20元,相当于给洋人每天打扫两个房间的“西崽”的收入。他用“寒儒”来形容教员们的处境。他任选了《申报》30天所刊登待聘教师的广告来考察“知识阶层”的情况。在待聘的48人中间受过高等教育的为28人,绝大多数人没有就薪酬提出要求,求职的心情急迫。用杨先生的话来说,这是“表示着求售的迫切”。而每当有文秘、编辑和其他文化职位的招募,应聘一个职位的往往有数千人。我们现在有些人认为民国时期校长自主权很大是一件好事。在多年担任中学教师、教学和著作业绩突出的杨先生眼里,这恰恰说明教员的地位没有保障。他们随时可以被校方辞退,不得不仰人鼻息。教员也完全没有公费医疗、退休养老等福利:“我们不特要勤于所事,还要看人家的喜怒哀乐。我们要祷告上帝保佑我们身体健康,也要祷告上帝不要使我们赖以吃饭的地方遇着天灾人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