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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教师职业的不安全,杨先生盛赞当时邮政局的铁饭碗:“进去每月薪金若干,以后每年加若干,每年多酬二月,如不领出,若干年后能得若干;疾病不致危害职业;工作若干年后不能工作时,又酬养老金若干。”他严厉斥责那个时代流行的用人风气,“我们被无限大的封建思想之伞所罩住”。他在这里指的是学校校长用人不看能力资质、只看私人关系的弊端,以及由此发生的“教员之与教务主任或校长同其去留”的古怪社会现象。他当然也注意到与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相联系的教育不平等:只有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才有钱有闲接受教育,花去“明亮亮的洋钱去住高等学校”。 当然,杨先生对教育的态度是乐观积极的。他觉得,即便社会经济组织还不完善,还有严重的贫富差距,但是办好教育是有益于社会进步和改良的。他注意到当时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也批评当局办教育朝令夕改“像万花筒的急转”。但是他尤其觉得糟糕的是,教师的工作在国民党统治下日渐成为“单纯的雇佣性质”。“极端的功利主义”开始在学校盛行,造成应用学科片面繁荣这样的“畸形发展”。而且封建家族意识、地方色彩和阶级不平等思想都使得教育难以适应社会进步的需求。他呼吁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监管。 如果以史为鉴是我们处理现实问题的思路,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当下我们面临的教育难题,究竟是当下的问题,还是民国乃至更早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否则就难免既看错了过去,也错看了当下,还会妄自菲薄,无端否定我们自己。如果问题是民国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问题,那么解决的办法可能也需要考虑到深层次的历史根源,据此来对症下药,而不是可笑地抬高民国以贬低当下。 遗憾的是,杨先生和张先生没有把他们的心路历程详细写下来,我也没有在交往中去恳切询问和记录他们的故事。好在老师们总是有文字和研究成果,永远地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让我们体验到他们的爱心和苦心既在言说之中,也在他们的沉默里面。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