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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亡之际 他们调转镜头 摄影在中国最早掌握在“为艺术而艺术或为兴趣而艺术”的极少数人手里。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摄影方呈现更为多元化的面貌。首先，摄影者的来源更为广泛，职员与学生成为摄影活动的新兴力量；其次，伴随当时都市视觉媒体和画报的兴起、摄影书籍和杂志的刊行，摄影渐趋职业化，摄影技术开始向各门类艺术汲取养料。 这从1937年6月间在北平举办的一次规模宏大的“北平第一届摄影联合展览会”可见一斑。当时许多摄影名家，如北京的张印泉、方大曾，上海的郎静山、刘旭沧，南京的叶浅予、高岭梅等，展出的摄影作品大多是风花雪月、名胜古迹等，与其时已岌岌可危的北平形势颇不协调。 就在这次展览会举办一个星期后，抗日战争爆发了。 高初认为，中国摄影者的镜头，其实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之后，“已自‘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的风景、花树、鸟兽、静物等呈现审美情趣的题材而进入表现劳动者的现实性的题材，进而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转向战场、转向士兵。摄影的传达对象，从社团内部的雅集交游，到参观展览的市民，进而到能被鼓呼而投入到民族救亡的一切国民”。 摄影师冯四知当时发表在《飞鹰》杂志上的一段话就颇具代表性：“……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摄影研究者们跟着时代的进展，正需有新的开拓，但对开拓，决不是一二个人的能力所能达，要有前进的研究者的加倍努力；保守者们的移步向前。这，一方面，当然要从新的理论中去学习；一方面，当然也要由活的实践中去改进。” 摄影记者沙飞则明确提出“摄影武器论”的观点：“摄影……它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任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应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 面临外侮，“国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与使命感，对摄影艺术的酷爱与探索欲求，“赋予了这一代摄影者在视觉性的实践探索和理论重建中的历史使命，以及具体的摄影题材和表现方式。”高初将这一时期的摄影者“调转镜头的职业生涯转变”归纳为两个特点：一、“向下唤起”，即放弃艺术家的主体性，将个人的审美倾向替换为“预设的观众”的情感倾向。对于照片的成功与否之评价，要看通过展览和画报出版的动员的效果。二、“放弃制作作品”，即真正的作品不在于展出之后留下的相纸，而在于观者在展出现场“心里燃起一股热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