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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号角响起 他们奔赴延安 1937年的“七·七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时间，众多摄影者自觉地从全国各地奔赴抗战的最前线。 沙飞，曾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中任报务员。1936年，沙飞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七·七事变”前，沙飞正在上海“从事摄影与木刻工作，遂与鲁迅、鹿地亘等中日作家相识，向他们学习，请他们帮助”，他在第二次流动木刻会上还拍摄了鲁迅与木刻家们的图片。十一天后，鲁迅逝世，沙飞又拍摄了鲁迅的遗像。他在广州和桂林的个展也取得了很大反响，但是，“不久‘七·七事变’，我决心即北上至华北战场”。沙飞奔赴华北前线，并在拍摄平型关大战后，成为边区第一个专职摄影记者。吴印咸，出身书香门第，初学油画，后迷摄影。他在上海照相馆拍摄肖像照时，曾因在橱窗摆放抵制日货的照片而遭日本浪人报复。1938年8月，吴印咸去延安时，起初是出于爱国心。但在延安，他觉得找到了个人的摄影道路：“……袁牧之从汉口发电报来，说受周恩来邀请，要去延安拍一部抗日战争的电影，牧之就邀请我去参加，我听了去延安，很高兴，抗日嘛，我的爱国心还是很强的，愿意去。不过当时我还没有作留在延安的准备，可是到了延安，情况就变了，我的思想也变了，我不想回上海了……我一到那里，我觉得到了另一个天地，和旧社会完全不同。这里所有的人，不管是领导、军队、机关人员、老百姓，生活上都一个样，一律平等，大家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郑景康，当时在香港经营“景康摄影室”，从事肖像摄影。抗战爆发后，他当即关闭摄影室，赶回内地参战。郑景康曾任国民政府外宣处摄影室主任，即当时国民政府最主要的摄影负责人，“当时我是抱着极大的热情的，希望能够多拍一些东西作对外宣传，但我发现他们的要求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不希望和不愿意我拍有意义的东西。最明显的是黄河决堤时对花园口的采访……”于是，他离开外宣处辗转去了延安，“因为延安能使我得到适合的工作，使我能对抗战贡献出我的力量”。 高帆，“七·七事变”后“拿起画笔走上街头作抗日救亡宣传”，在延安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要求分配到最前线，校长成仿吾在其纪念本上留言“前进，中国的青年”。他起初从事壁画和木刻，后来129师将缴获的一台相机分配给了高帆，他由此成为该师最主要的摄影工作者。 吴群，1938年从广州奔赴解放区时仍在读中学，十六岁的他在穿越封锁线时曾两度被遣返，第三次被抓住的当晚，他借口上厕所翻墙逃脱，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吴群是到达延安后才开始接触摄影的，据他的儿子伍时宝介绍：“当时缴获了相机。没有人研究，他们就自己鼓捣，弄一个胶卷就高兴得不得了，就拍，然后一边摸索一边实践……听他说保留这些照片、底片也很困难……摄影作品、资料都得随身带着……等于相机就是你的武器，底片就是你的子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