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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现藏于色拉寺的缂丝唐卡“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像”虽为明宣德年间所造,但其价值绝不低于刚刚以天价成交的这幅红阎摩敌唐卡。当时还有不少像大慈法王一样的西藏喇嘛,他们曾经长期在汉地活动,得到过明朝皇帝的大量赏赐,也从汉地带回了大量唐卡、金铜佛像等佛教艺术品。此外,朝廷派去的使臣也曾给西藏众多的寺院带去过很多唐卡和佛像作为礼物,西藏著名的寺院几乎没有不和朝廷发生关系者,应该有大量明代佛教艺术精品散见于西藏各寺院中,它们无疑是现今存世的最宝贵的汉藏佛教艺术品的代表之作。 永乐甘珠尔对于研究藏文大藏经形成、传播之意义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世界上有不少专家曾对它做过用心的研究。遗憾的是,当时刻印的永乐大藏经大部分已经佚失,除了上述藏于拉萨的这两套之外,尚未见有其他地方有完整的收藏。但其散片、残本则多见于世界各地,例如在波士顿、柏林等地的图书馆和私家收藏中都曾出现过,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发现更多的永乐甘珠尔,并把流失于世界各地的残本作为国宝“引渡”回国。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中国古代文物、秘宝之宏富和珍贵世所共知,但人们或许不知道的是他们的镇院之宝竟然是两部于明正统年间宫廷书法家用金泥抄写、并配有精美绝伦的密教喜金刚等本尊佛图像的藏传密教仪轨,即《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这两部仪轨的传承者就是深受明太祖和明成祖推崇的俱生吉祥上师和智光大国师,而其译者莎南屹啰或当是智光的弟子。当时以这两位大师,以及随后活跃于明廷的来自安多的西番僧大智法王扎释班丹为首,在北京渐渐形成了一个西域僧团,修习和传播藏传密教,莎南屹啰当就是这个僧团中的一员。当我们可以确定他是一位明代译师的身份之后,即发现原来被认为是元代翻译的大量藏传密教仪轨,包括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那些被以为是八思巴帝师编集的那些仪轨,原来都是明代的作品。这说明元、明两代的交替不但没有中断藏传佛教于中原汉地传播的进程,而且藏传密教于明代中国的传播在深度和广度上甚至都超过了前朝。其中永乐、宣德两位皇帝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和支持最引人注目,这也是为何今天所见到的明代汉藏佛教艺术品以永乐、宣德两个朝代的作品最多,也最珍贵。 长期以来,出于对藏传密教的无知和偏见,同时也受限于文献资料的匮乏,我们对藏传密教于明代中国传播的历史所知甚少,甚至很不情愿相信像永乐这样有作为的皇帝也曾经是一位藏传密教的信徒,更想不到藏传佛教曾经在他的支持和倡导下,曾经在中原得到了十分广泛的传播。今天,随着大量明代特别是永、宣年间的汉藏佛教艺术品的再发现,以及大量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发现和认定,这一段长期被遗忘和忽略的历史才重新被人记起和重视。就像这张被以天价交易的唐卡曾是汉藏佛教艺术交流、交融的结晶一样,藏传佛教于明代中国的传播是汉藏两个民族、两种佛教文化传统之交流和交融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段非常值得珍惜的佳话。当一张天价唐卡的交易吸引了当下亿万人之眼球的同时,我们或也应该借此而唤醒我们对明代汉藏两个民族之宗教文化交流史的记忆。像这张唐卡一样的汉藏佛教艺术品,应当是我们全中国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