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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从未有过的挑战。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不少学者积极推崇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宋明理学,为我们今天研究理学打开了新的视角。 唐文治(1865-1954年),江苏太仓人,著名教育家、学者。曾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原名南洋公学)监督,后继任南洋大学、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1920年后,应聘为无锡国学专修馆(后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达30年之久。唐文治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主要有《性理学大义》《紫阳学术发微》《阳明学术发微》《性理救世书》《茹经堂文集》《茹经堂奏疏》《十三经提纲》《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等。 无锡国学专修馆建馆之初,唐文治为之制定“学规”,其中指出:“二程、张子皆理学正宗。朱子集诸儒之大成,旁搜远绍,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也……综览历史,理学盛则世道昌,理学衰则世道晦,毫发不爽。吾辈今日惟有以提倡理学、尊崇人范为救世之标准。”唐文治认为,朱熹集诸儒之大成,朱熹理学的盛衰影响着世道人心。因此,他提出的理学救世,实际上是以朱熹理学救世。 唐文治自称“治朱子学五十余年”,在朱子学研究方面颇为用功,1930年撰《紫阳学术发微》(2014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自序”在论及朱熹与陈亮之争时指出:“龙川(陈亮)天资豪迈,朱子深加器重,力斥其‘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引而进之于道。而龙川始终跅弛于歧途,且痛诋朱子,以为空谈性命,学无实用,不知南宋时若无朱子,则秦桧之徒,将接迹于天下,而如文文山(文天祥)、谢叠山(谢枋得)、陆秀夫、张世杰诸贤,又乌能闻风兴起,造就其争光日月之节哉!”朱熹曾驳斥陈亮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陈亮反以为朱熹空谈性命,唐文治则为朱熹辩护,认为是朱子之学造就了宋末有民族气节的抗敌英雄。该书还明确指出:“国家之兴替,系乎理学之盛衰。理学盛则国运昌,理学衰则国祚灭。人心世道恒与之为转移。”认为朱熹理学改变了人心世道,因此,理学之盛衰关乎国家之兴替。 1936年,唐文治撰《朱子学术精神论》,其中阐述了他治朱子学的缘由,指出:“余治朱子学五十余年。初辑《朱子大义》八卷,继撰《紫阳学术发微》十二卷。觉其精神之高远,识见之广大,思虑之闳深,条理之精密,一时莫测其津涯。”由此可见,唐文治推崇、研究朱子学,并撰《紫阳学术发微》,首先是为朱熹之学术所折服,同时又为其“精神之高远”所震撼。在《朱子学术精神论》中,唐文治把朱熹的讲学精神归结为“孝”、“仁”,并进一步论及气节。他说:“士君子生宇宙间,所以能浩然自立,有不可磨灭之精神者,讲明气节而已……朱子一生出处精神,惟以气节为重。读壬午、庚子、戊申、己酉《封事》诸篇,浩然正大之气,溢于楮墨之表。”在唐文治看来,朱熹所上奏的各《封事》充分表现出浩然正大之气节,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为此,他对各《封事》中所论及“攘夷狄”、“复疆土”两事作了具体阐述,“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与此同时,该文还针对陈亮斥朱子学为无用之学提出批评。由此可见,唐文治推崇并研究朱子学,既有学术上的考量,也希望通过提倡朱熹之学而达到“善国性、救人心”之目的,实现理学救国。 可以说,唐文治推崇并研究朱子学,更多的是出于当时的世道人心,旨在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唐文治还在理学救国这一主题之下,把朱子学与陆九渊、王阳明之学统一起来,明确指出:“宋朱子之教,孔子之真传也;宋陆子、明王阳明先生之教,孟子之真传也。此应时施教之法,其救世苦心一也。”因此,他在讲朱子学救世,撰《朱子学为今时救世之本论》的同时,也讲阳明学救国,曾撰《阳明学为今时救国之本论》,指出:“‘致良知’之学,决然可以救国;‘知行合一’之说,断然可以强国也……欲陶淑吾民之国性,急救吾国之亡,惟有取阳明之学说,上溯群经,心体而躬行之,毋诈毋虞,犹可以为善国。” 把民国时期的救国思潮与宋明理学联系在一起,与当时倡导科学与民主形成对照,同时又相互补充,既是对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一味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纠偏,也彰显出宋明理学以及朱子学的多重价值以及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