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有为不仅是晚清重要的儒家学者,而且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强调其对于国家存亡以及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他不仅最早提出了“科学”概念,而且明确提出“科学救国”的主张。 中国古代虽有 “天文”、“算学”、“地理”以及“农学”、“医学”等学科分类,但没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概念。明清时期,西方科学进入中国,明代徐光启根据朱熹把《大学》中“格物”之说解读为“即物穷理”,而提出“格物穷理之学”的概念,以涵括西方科学。清代《四库全书》在“子部”的“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谱录”以及“史部”的“地理”门类下,收入了不少科技著作,也包括大约20部西方科技著作。直到1898年初,康有为所编《日本书目志》卷二“理学门”,列举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等书目,最早运用了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一词。稍后,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要求“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再次提到“科学”一词。从而实现了从《大学》“格物致知”,经朱熹“即物穷理”,到明代徐光启“格物穷理之学”,向“科学”概念的过渡。 重要的是,康有为提出“科学”概念,与他的“科学救国”思想联系在一起。早在1895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就提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因此建议“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希望通过学习科学技术提高人的才智,以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在后来的《日本书目志》的《自序》中,康有为指出:“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蒙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士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而吾数百万之吏士,问以大地、道里、国土、人民、物产,茫茫如堕烟雾,瞪目挢舌不能语,况生物、心伦、哲、化、光、电、重、农、工、商、矿之有专学新书哉!其未开径路固也。故欲开矿而无矿学、无矿书,欲种植而无植物学、无植物书,欲牧畜而无牧学、无牧书,欲制造而无工学、无工书,欲振商业而无商学、无商书,仍用旧法而已。”他认为西方国家之强大,在于有科学技术以及科学著作,而中国之落后,则在于缺乏科学技术以及科学著作。所以,他还说:“夫中国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欲开农、工、商、矿之学,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把发展科学技术摆到了与变法同样重要的位置上。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亲眼目睹了科学技术对于国家存亡、强弱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于1904年写出了《物质救国论》,明确提出“科学救国”的主张。 康有为非常强调 “物质”。他说:“方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他还认为,当时中国缺的就是 “物质”之学。他说:“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他还进一步指出:“夫工艺、兵炮者,物质也,即其政律之周备,及科学中之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植生物,亦不出于力数、形气之物质。然则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国人能讲形而上者,而缺于形而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足矣。”显然,康有为所谓“物质”,主要是指科学技术。他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落后于欧洲国家,就在于科学技术的落后,所以,拯救病弱之中国,最为重要的在于发展科学技术。他还说:“以吾遍游欧美十余国,深观细察,校量中西之得失,以为救国至急之方者,则惟在物质一事而已。物质之方体无穷,以吾考之,则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正是通过中西之得失的比较,康有为把科学技术看作是“救国之急药”,并且明确提出:“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