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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六年（1880）至光绪十年（1884）间，清末民初杰出的目录版本学家、藏书家杨守敬任出使日本大臣随员。在日本期间，杨守敬大量搜购和抄录汉籍，得书数万卷，其中有些是中国大陆已经亡佚失传的孤本，包括十分珍贵的六朝及唐代抄本以及世所罕见的宋元版古籍。光绪十年，杨守敬尽载其在日本访得之书回国，《日本访书志》就是杨守敬对这批汉籍所作的提要目录。全书16卷，共著录古籍235种，以版本区分：宋刻本36种，翻宋、影宋、仿宋本8种，日本覆宋本5种，元刻本28种，明刻本54种，朝鲜刻本及活字本16种，日本刻本23种，旧抄本、影抄古写本41种，卷子本或影抄卷子本14种，其他版本10种。但从《日本访书志·序》谓“其中不尽罕见之书，而惊人秘笈尚多未录出者”来看，尚有许多汉籍未被著录入该书目。杨守敬的日本访书是域外汉籍近代以来最大一次回传，为保存祖国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日本访书志》是中国近代首部域外汉籍书目，至今仍为目录学经典之作，是中国学者系统了解日藏汉籍的重要目录之一，在域外汉籍研究史上意义重大。通过该目录，也可以看出近代日本学者对保存和流传汉籍所作的贡献。 整理、编目汉籍 中国古籍东流日本，源远流长。早在隋唐时期，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等就从中国带走了大量汉籍。藤原佐世撰写的日本最早的汉籍书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共著录唐及唐以前古籍1568部，共计17209卷，可以想见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盛况。此后直至近代之前，汉籍东传始终是中日文化交往的主流。 中国古籍流传既久，屡经抄录和重刻，难免会出现误字、衍文、脱文等舛误，对古籍进行校勘整理就成为藏书和治学的首要工作，清末学者叶德辉甚至认为“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因此，近代日本学者对搜集的汉籍认真校勘、考订谬误，使其成为从事古代汉籍研究的善本，嘉惠学林。 《日本访书志》卷五《贞观政要》提要：“《贞观政要》十卷（旧钞本）。此本系文政元年阿波介藤原以文以其国诸古本及戈本合校者。……每卷有‘松田本生’印，又有‘向山黄村’印。余从黄村得此本，而日本古本异同皆汇集无遗。”《贞观政要》的通行本是元代学者戈直的集校本，阿波介藤原以文又用日本所藏各种《贞观政要》的古本与戈本合校，使其成为一个汇集各版本异文的善本而流传于世。 近代日本学者还根据本国诸藏书单位的汉籍收藏情况，编制详细的藏书目录，在客观上为汉籍的搜访、保存、研究提供了宝贵线索。如《经籍访古志》七卷，系日本近代学者涩江道纯、森立之同撰，共收编日本60多家藏书处的汉籍善本600余种，是当时最完善的日藏汉籍书目。杨守敬到日本后结识了精通汉学的森立之，森立之将具体记载了日本稀见汉籍的版本、收藏处所等信息的书目《经籍访古志》送给杨守敬，为杨守敬在日本搜寻汉籍提供了极大便利。 (责任编辑：admin) |